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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提姆，是州立精神病院的患者。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但是他 因这样的情况而责怪我，甚至威胁到我的生命，这对我而言是个很大的负担。

当我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还有他可帮我分担，现在他走了，我一切都得靠 自己了。

我尚有其他的子女。然而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们提姆的事，他 们也不知道提姆威胁我的情形。

几年前，我去做了心理治疗。专家认为我应该告诉我的孩子们真实的情 况，不能再隐瞒下去了。

我照着做了，孩子们因此而厌恶提姆，责怪他的每件事。当我和孩子们 在一起时，便很少谈到提姆。

我也不和其他人谈论提姆。我每天就这么过着。这种忧虑如影随形、亦 步亦趋地紧跟着我，我已逐渐学会如何来承担它了。

我要说的是，每当忧虑来临时，若能承担着它，你将学会如何与忧虑共 处，而不会再去忧虑你所不能改变的事。“

在全班的掌声中，康妮拿起精神病症的州立法典回到座位。 一会儿，杰。凯瑟尔——一名有着重量级拳击手健壮结实体格的年轻运动型男子，述说着他上夜校的种种困难。

“我总是担心我的作业，在距离交报告的期限还有两周时我就开始忧虑 了，想着：”我要说什么？我要怎样才能把它做完？‘上星期，我坐下来写一篇文章时，我是那么的忧虑，甚至写不下去。所以，我问我自己：“最糟 的情形将会如何？’答案是不能完成这篇文章，而这隻占我成绩的四分之一。

如果我不完成它，我可能得 C.为什么我不试着写些东西，也许可得 C 加或 B 减。一旦我那么告诉自己，就容易下笔了，因为我已经考虑了可能发生的最糟状况。“

约翰。休柏尔特接着起立。他是一名年近 50 的建筑工人，体格魁伟、头 发灰白。

“约在 6 个月前，我眼见生意开始走下坡，心想一定快被解僱了。每次 老闆找我，我就以为他是要我领走我的支票回家去，以致夜晚常难以成眠。

如今，我还在这里，没被解僱，以后应也不会被解僱。忧虑对我而言毫无益 处。当忧虑来时，我就承受它。“

兰。杰克巴是一名迷人的 32 岁执行秘书、家庭主妇及母亲。她穿着牛仔 裤及球鞋来上课。她走到教室前面，向课室中的一名妇女点头致意。

“第一次我来到这里时，是唐娜和我一起开车来的。她可以告诉你我是 如何的恐惧——我怕走出车外。我害怕站在听众面前，我觉得我无法说话，会昏倒。但是唐娜告诉我：”你没有什么好说的，又有什么好怕的？‘因此， 我来上课了。我很高兴我来了。我仍是会怕——现在也还很怕——但是我知道我能做到。“

在第 56 街西边孤立的居所中，戴尔。卡耐基独自与恐惧、忧虑、失望的 理想与混乱的自我怀疑共处着。只有当他离开住处前往位于第 125 街的青年会教室时，他对远景的期盼才能胜过困扰他的所有疑虑。 之后他写道：“我的学生一大部分是商人——执行人员、销售员、工程师及会计师，所有商界及专业横断面——也几乎都有问题存在。课程中的妇 女、商界妇女及家庭主妇，同样地也存在着问题。很明显的，我需要一本如何克服忧虑的教科书——因此我再度试着寻找一本教科书。”

几年后，他在纽约市立图书馆的目录卡中发现有关虫类方面的书籍，竟 然要比有关忧虑的书多达 9 倍（189 本有关虫类的书，只有 22 本有关忧虑的书）。

借着要求学生述说忧虑，卡耐基允许他们讨论彼此的情绪。可以发泄使 他们焦虑、不舒服、丧气及恐惧的事情。这种发泄，只能在后段课程中进行，必须在学生们花时间共处、建立信任感及信心后才可进行。这不是学校课室 的教材，也不能真正放入其余课程中。然而对卡耐基而言，这是任何学生所能发表的最重要演说。

1912 年后的几年，当卡耐基修改课程时，他发现人们在课程的前三分之 一部分，已提升了演说技巧，进步的程度使他们学习到更多其他方面的技能。

卡耐基以接受能力为课程基础，从而发展人际技能及正面意义、积极与 儘量不为外在景物而忧虑为课程的内容。他看见学员们在无意中有了团体归属感，并乐于接受人际关係。 该课程不是治疗性课程。大多时候学员们并不介入深层的心理学范围；半数以上的学生，是为寻求公众演说技能的改进才来上课的。团体归属感在 数周的努力下增强了。

进行到第 10 节——当人们能彼此发泄忧虑时——全班常可感到相当的 亲近。那种亲密感允许他们透露只有在治疗情境时才透露的问题，现在他们已把它当成作业。信赖的形成使他们在各方面成长，并引领着他们远离原先 设定的目标。

课程最后，少数比例的结业生表示，他们主要的收穫是学到新的演说技 巧，大多结业生认为他们得到预期之外的收穫——如何控制忧虑。

课堂中的所见所闻促使卡耐基写成《STOP.重新出发》，并于 1948 年出 版。该书以其居住于纽约“地狱之厨”附近的忧虑、痛苦经验为开场白，发现避免忧虑的方法是卡耐基一生中的显着转捩点。他希望他人也能利用他的 课程及书籍来克服忧虑，并在生活中采取行动改变生活。

卡耐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