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骗、说谎，是戈培尔的工作。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这样评价戈培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这话说得没错。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可是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
也许有人会说，世上哪有什么诚实的政客？天下政客一般黑。难道邱吉尔说的就句句是实话么？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不说谎的政客，而在于对任何政客的话公民是否可以自由公开地反驳。在英美，罗斯福、邱吉尔的一句话无论好坏，都可能招来一万句反驳，而在第三帝国则是不容异见，哪怕希特勒和戈培尔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一般也没有哪家德国报纸电台敢斗胆唱反调戳穿它。
正因为这样，明知第三帝国已到穷途末路，戈培尔依旧把人民当猴耍，继续坚守他的宣传王国。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这自然是从纳粹统治不可动摇的大局出发，能统治一天是一天。此时的德国，许多人在准备将卐字旗换成白旗。可这些信息并没有妨碍戈培尔昂扬的宣传劲头。他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还在说“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谎言重复一千遍，其实并不会成为真理。但宣传部长戈培尔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甚至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而别人又不能戳穿的话，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中国不也有“三人成虎”这样的古话？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
至于第三帝国宣传部的忽悠，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纳粹党和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纳粹党和政府来保全自己。假装被党国骗得心悦诚服，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生存技巧。在极权国家，装孙子，是一种最基本的国民素质。就这样，极权政治破坏了一个社会的正常交流，不过害人也害己。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听众报之以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戈培尔问他们：“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得到的是狂吼出来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对戈培尔来说，这自然是他愿意听到的标准答案，而不是被嘘声和臭鸡蛋轰下台去。对听众来说，如果不想进集中营，也不会说“不愿意”自找晦气。领导这么问，群众那么答，在第三帝国已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可是戈培尔过后却在背地里骂这些听众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傢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这可真是一语道破了第三帝国的天机。
形式主义的“万众一心”“异口同声”，是极权统治不可缺少的象征。其实，在戈培尔视听众为白痴的时候，对他那装腔作势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会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
在极权国家，有时候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骗，是极权统治得以维繫的纽带，也是群众对极权统治表示驯顺的白旗。
当然，并不是说就一定没人会“真诚”地相信戈培尔的宣传。毕竟，宣传陷阱无处不在。在纳粹德国这样的极权国家，不存在对官方的宣传灌输百毒不侵之人。更何况，纳粹当局控制舆论的某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也还是挺能迷惑人的。比如，在有些事情上为什么要隐瞒和掩盖真相呢？因为如实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所以得以国家利益为重，家丑不可外扬，也不准外扬。如果碰到外国人，即便满肚子的委屈和怨气，也要堆起笑脸讲第三帝国的幸福生活。
人们乐于接受这种论调的原因，既有“爱国感情”的因素起作用，恐怕也有希望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对于纳粹当局来说，人们一旦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家丑不可外扬之类的说辞，就达到了它所需要的控制舆论的目的。因为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儘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要不然，《柏林日报》可以自由报导和评论的话，外国人不也照样可以获知，从而家丑不也就外扬了么？
至于境外那些希特勒鞭长莫及的批评德国的声音，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这一招还挺管用。于是，就连有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也起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批评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不知不觉之中，自以为真诚的“爱国”就转化成了维护纳粹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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