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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权力能够滥用国力，和贪污贿赂一样，是一种腐败，并且是一种极度危险却往往不为人瞩目的政治腐败。彻底抛弃了共和政体的纳粹德国，其崛起，成了一种危险，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危险，不仅祸害他国，也令德国自身苦不堪言。

戈培尔的锦囊

希特勒控制第三帝国所依仗的，不仅仅是盖世太保、集中营之类赤裸裸的暴力机器，而且还有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之类的软刀子。

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伤人不喊痛。直到帝国的末日，戈培尔部长还竭尽心力，抓住软刀子不鬆手。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更重要”

希特勒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还不高。一时间，也没法很快就让家家户户拥有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

这样一来，即使是没有收音机的人，也可以让他们及时聆听元首的重要讲话，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新路线、新政策。

那么，集体收听广播安排在什么时间点上，才可能灌输效果最佳呢？

上班时间。这是一天之中成年劳力最集中的时候，对于当局来说，在这个时间点组织人们收听广播，事半功倍。播出时，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收听广播当成头号任务。况且大伙在一起收听，有几个人还敢把自己的耳朵塞起来？

即使广播时有些人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甚至对马路上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他们的耳朵里。

国民们连耳根清静的自由都没了。

纳粹政权得心应手地利用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政治便利。从1933年起，德国开始成批生产廉价的“大众收音机”，到1939年，全国的收音机已过上千万架，第三帝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加上广播电台又完全是国有垄断，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只要打开收音机，就会身不由己地成了纳粹灌输的对象。

不过，纳粹当局强行要求人们撂下手头的活不干，毕恭毕敬地听广播，难免会损失大量的工作时间。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完事，因为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是戈培尔却不这么算帐。

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这可不是他昏了头，连生产的重要性都不知道。毕竟，如果颠倒过来的话，即使德国创造的财富再怎么多，人民再怎么幸福，可要是政权跟纳粹党毫不相干，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还有多大意义呢？！

不过无线电波跟报纸有所不同。依靠国境线上的边防站，就能有效地查禁企图入境的外国报刊，可边防站阻止不了他国的无线电波穿越德国上空。柏林的一台收音机既可以用来收听戈培尔的宣传，也可以调整一下波段，收听来自莫斯科、巴黎或者伦敦的广播。弄不好，柏林官方的消息刚刚发布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消息，就开始通过无线电波送到德国的千家万户。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戈培尔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

于是，除了针对外国广播设立大量的干扰电台之外，为了让德国人不敢擅自收听外国广播，第三帝国甚至将收听外国电台作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予以打击。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美国记者夏伊勒就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军方通知，说她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德国战俘名单，其中就有她的这个独生子。第二天，八封朋友的来信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给她写信的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无论这位母亲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类似这种行为，都会强化人们的恐惧感，破坏相互之间的信任感。敢于检举揭发自己亲人朋友的“觉悟”，以及纳粹党对这种“觉悟”的利用和褒扬，更让人觉得世道险恶人心难测。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约束，自己当自己的思想警察，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用不着怎么担心德国人跳出来公开揭穿他的鬼把戏，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操纵舆论。

在第三帝国，宣传重于真相。被希特勒轻蔑地称为“小蛆虫”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下台了，邱吉尔1940年5月10日接任首相。戈培尔给部属定的宣传调子是：“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邱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傢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製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依此标准炮製和筛选出来的信息，除遂了当局之意可以误导德国人，还有什么用呢？

至于邱吉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如何介绍邱吉尔才符合纳粹政权的政治需要，那才是关键。戈培尔要在德国与世界之间，筑起一道防阻资讯自由传播的万里长城。1940年11月11日是停战日。可是德国媒体闭口不提这事。纳粹当局也严禁播放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