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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许多德国人，就像是着魔一样，变成了擅长胡搅蛮缠、强词夺理的诡辩家。对这种怪异现象，美国历史学家克雷格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曾在美丽的慕尼黑领教过。1935年的慕尼黑街头，极端的反犹标语，随处可见。在饭店或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对方在言谈之中，也可能会暗示自己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做出诸如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復了德国的自尊、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而希特勒并不知道之类的辩白。如果克雷格这个初来乍到的美国毛头小伙子要加以反驳的话，话题可能就会转到美国也有私刑，或者美国也没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

这个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国度，似乎整个民族都不会讲道理了。极权统治下的宣传，能够有效地破坏甚至摧毁人们正常的思维能力。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

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征服群众，宣传可以不择手段。那么，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会被这个宣传部长“征服”成啥样呢？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日记里，就记录了一个发生在1940年的生动案例。

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空袭柏林，在格利茨车站的居民区炸死10人，炸伤28人。这是空袭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战火殃及平民，自然是件不幸的事情。戈培尔藉此大做文章。第二天，他命令报纸声讨英国战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于是，8月29日德国报纸的头条标题惊人地一致：“英国的怯懦攻击”。

媒体秉承戈培尔的旨意向德国人灌输，“英国海盗”根据“邱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而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当然，柏林人既不知道希特勒8月1日秘密下达的对英国实施空中打击的指令，也不知道德国空军在伦敦的“屠杀式轰炸”。

戈培尔的宣传立竿见影。

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

戈培尔宣传的效果怎么样，用夏伊勒的话来说，这位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妇女就是一个“活广告”。

不过，这位护士之所以会这样看问题，不能只归为戈培尔的宣传之功。在戈培尔上任宣传部长伊始，他就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这是一位极权主义者的深刻洞见。当年，一位《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欢迎，戈培尔就会失业；如果戈培尔完全成功，希姆莱就会失业。”

希姆莱是何许人？第三帝国的秘密警察头子。虽然戈培尔这些人深谙人性的弱点，懂得“宣传必须简单和反覆”这个手法的功效，明白谎言被人信奉，只需“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话，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刻都是傻子。因此，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

在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时候，还有集中营、死刑和流放等专政工具发挥作用。对于德国人民，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文攻心，还武攻身。软刀子和钢刀子，相辅相成。谁敢公开不跟纳粹党一条心，就没有好果子吃。可以监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关押，可以驱逐，可以不让回国，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谋杀……大名鼎鼎的卡尔·施密特教授曾振振有词地为第三帝国的司法恐怖辩护：“在判决政治犯罪时，规范和程序的运用只能意味着束缚元首的手脚，有利于反抗者。”

纳粹当局在运用专政机器消除杂音、剪除异己时，一点也不含糊、手软。托马斯·曼是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他不是纳粹的支持者或同路人——1930年在柏林就作过题为《告德国人》的演讲，剑锋直指法西斯主义。1936年12月，纳粹当局不仅没收了他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国籍，波恩大学甚至取消了他1919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头衔。雷马克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作家，纳粹上台后，他的书被清除出了书店和图书馆，人也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不过，当局还是希望流亡国外的雷马克能够归顺，为纳粹效力。戈培尔曾通过特工劝他回国，要他把《西线无战事》的责任推给出版商，但雷马克拒绝了。不肯低头就是敌人。对待敌人，纳粹可不在乎他们国际影响的大小。1937年，纳粹德国褫夺了雷马克的德国公民权。

杀鸡可以儆猴。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平民，不会自认为面对纳粹的专政机器，他比托马斯·曼或雷马克更有力量。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没有受过纳粹专政手段的直接迫害，但只要生活在德国，就会心里明白马王爷几隻眼。毕竟专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悬在所有德国人的头上。

不过，这并不是说纳粹统治就把德国弄成了真空一样。就像1972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伯尔所说：“在像纳粹这样的专制制度下并非一切都运转得完美无缺。说不定哪里有本书，于是便可前往借来，将其搞来，就像将一件珍玩带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