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事件”的腥风，让许多日本人的脊背直发凉。明治政府可以这样对付幸德秋水，需要的时候，难道不也可以同样对付别人么？政府製造的恐怖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帝国的政治氛围大变。在《时代闭塞的现状》这篇评论里，石川啄木这样描写此后的日本：“环绕着我们青年一代的空气，已经丝毫也不流动了。强权政治统治着全国……”
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日本也有一句谚语：“出头的钉子挨砸”。
于是，森鸥外只写历史小说了，而永井荷风则“开始提烟袋、集浮士绘、弹三弦了”。因为没有勇气像左拉那样站出来大喝一声“我控诉”，感到羞愧的永井荷风，从此流连于红粉阵里，出入于烟花柳巷，沉迷在灯红酒绿之中，而他发表的作品，如《晴日木屐》《夏姿》《争风吃醋》《梅雨前后》《背阴的花》等等，笔墨浮艷，描述的是“已逝去的江户文化绚丽的晚景”。
恐怖之下，敢挑战明治帝国命门的人，于是就成了一小撮、极少数了。自从大逆事件之后，民间的反对力量，再也没有构成过对帝国的严重挑战。日本帝国直到毁灭之前，国内局势总体而言一直是比较稳定的，看不到有革命的火星可能在这个岛国燎原。日本帝国，彻底告别了革命。
不过，日本朝廷唱白脸，也唱红脸，挥大棒，也送糖果。
如果一身本事，又一心为朝廷出力，哪会有幸德秋水那样的下场？伊藤博文，出身贫寒，可时势造英雄，32岁就当上了参议兼工部卿，43岁被封为伯爵，44岁当上了首任总理大臣，49岁就任首届贵族院议长，65岁那年前往朝鲜当首届统监，还晋升为公爵，并且深受明治天皇的宠信。
不仅是军界政界的官僚能够得到朝廷的恩宠。凡是那经商成功的，科学研究拔尖的，笔桿子摇得好的，都有机会沾到朝廷的阳光雨露。当过东京大学校长、帝国学士院院长的加藤弘之，1900年受封男爵。有日本近代实业之父美誉的涩泽荣一，1900年受封为男爵，1920年晋封为子爵。日本的细菌学之父、日本医学会首任主席北里柴三郎，在1924年受赐男爵。日本物理学之父、大阪帝国大学首任校长长冈半太郎，在1934年当上了贵族院议员。化学家高峰让吉1922年去世后，天皇特追叙他正四位勋三等。就连福泽谕吉这样一再拒绝担任公职的人，在1901年去世时，众议院全票通过决议，给他致哀。
即使是曾经跟政府过不去的那些人，如果有笼络的价值并且能够被笼络，朝廷也会给他们出路。1887年5月，日本第一个政党——自由党的创始人、民权运动家板垣退助被封为伯爵。着名记者、评论家德富苏峰，也就是德富芦花的哥哥，原本是个跟政府唱对台戏的笔桿子，名气很大，但他后来笔锋转向，跟明治政府穿一条裤子，以至于弟弟德富芦花跟他断绝了关係。1911年他当上了敕选贵族院议员。
不听话的，则有种种办法收拾。比如一个教师，不听明治政府的话，就可以吊销你的教师资格，砸你的饭碗，再不行就抓起来，如果需要的话，就像对付幸德秋水那样，直接找个理由要你的命。看你还老实不？人多不见得就力量大。一个拥有上百摊主的菜市场，几个拧成一股绳的小混混，就能让所有的摊主乖乖地给自己缴纳保护费。同样道理，政府有组织的暴力，也能够让人数众多却是一盘散沙的人民俯首听命。
“野蛮的安定”
在1879年写的《日本琐志》里，有位中国人就预言，日本“乱必在二十年间”。
那是等着看日本维新的笑话。
那年头，自由民权运动闹得正热火朝天。今天这帮人私拟部宪法草案，明天那伙人递交请愿书。这在连维新也不想搞的中国人看来，不就是乱鬨鬨地一团糟么？
而身为日本臣民的福泽谕吉，也对局势忧心忡忡。1881年10月1日，他致函大隈重信：“民权论似有愈来愈赞成直接行动的倾向。长此以往，官民反目必日甚一日，流血之祸，恐终所不免。”
福泽谕吉的这种忧虑，并非一点根据也没有。因为确实能听到鼓吹可以革命的声音。
据说，中江兆民曾说过，“民权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应该自己争取的。王侯贵族所恩赐的民权，谁也不能保证不被剥夺回去。试看古今东西各国，哪有不经过一场流血斗争就能获得了真正民权的前例？所以，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力量，打倒专制政府，建立起正义、自由的制度。”
不过这只是“据说”而已，而植木枝盛等人鼓吹抵抗权，则是白纸黑字。
1876年，植木枝盛在《湖海新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自由必须用鲜血来换取”。1880年9月，《邮政报导新闻》发表社论“抵抗精神”，鼓吹“凡有独立自主思想的人，无不具有抵抗精神，人有了抵抗精神，才算得上一个人”。甚至有些人热切地盼望着宪法里也能写进抵抗权。
1881年，立志社搞的《日本国国宪案》第七十条说，“当政府违背国宪时，日本人民可以不服从政府”。在第七十二条里还说：“政府肆意违背宪法，擅自蹂躏人民的自由权利，妨害建国的宗旨时，日本人民可以推翻它，建立新政府。”这些条款都是出自植木枝盛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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