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6月，福泽谕吉发表《国权可分说》。同月，政府颁布了诽谤律、新闻纸条例等压制言论的法令。“新闻条例”规定，对“政事、法律之类记载，不得妄加批评”；“政府官员、衙门公务或有关外交事类，虽细琐之件，亦禁止私自揭载”。政府同时公布的《诽谤律》新设了“皇族不敬罪”和“官吏侮辱罪”。
1875年8月到12月，在日本新闻界，因为触犯法律而遭到处罚的事件有9起，而在1876年，1月就有5起，2月有6起，3月有18起。其中受到惩罚的，就有福泽谕吉的朋友。1875年12月，他在《邮政报知新闻》的熟人藤田茂吉被罚款200元，监禁1个月；1876年2月，《朝野新闻》的末广铁肠和成岛柳北再次被捕。
因为刊登批评新闻纸条例的文章，《朝野新闻》的主编末广铁肠被监禁二个月，罚款20元。就在末广和成岛被判的次日，福泽谕吉开始动笔写《学者安心论》。他在指出“学者名人被捕入狱决非美谈”的同时，也呼吁学者应该结束跟政府的对立，支持自上而下的改进政策。可是，当他把这篇文章呈送当局，要求出版，却未能获得批准。
1876年11月，福泽谕吉的《分权论》脱稿；1877年9月，西乡隆盛兵败自杀，跟西乡并无一面之交的福泽谕吉，为了“保存日本国民的抵抗精神，以使其精神气质不致断绝”，写下了《丁丑公论》。可是，因为“无奈害怕触犯条例”，《分权论》没有及时出版，直到1877年11月西南战争结束后才付梓发行，而《丁丑公论》又“恐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直到1901年，西乡被讚誉为大陆政策的先驱时，他才公诸于世。
福泽谕吉隐忍的背后，是明治政权的跋扈。为什么面对权力的嚣张，福泽谕吉没有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呢？按照日本历史学家远山茂树的分析，也许是福泽谕吉认为，“一旦违法，就会被人斥之为傻瓜和糊涂，付出这般牺牲，并没有丝毫益处。”
名头之响如福泽谕吉，也照样得看权力的脸色。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庆应义塾主办的《民间杂誌》，因为发表文章评论此事，其名义发行人遭到警视厅的训斥，还让写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发表这类文章。福泽谕吉得知消息后，没有同意写保证书，而是认为最好是要求停刊。就这样，杂誌在这个月出到第189号就停办了。6月1日，福泽谕吉在写给老朋友、元老院议政官大久保一翁的信里说：“近来政府的法令越发严厉，这种时候，由于极容易犯禁，出版也就成了无益的麻烦，故普遍将杂誌停办。”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不敢惹上“无益的麻烦”背后，是权力实实在在的霸道，以及人们对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恐惧。
《丁丑公论》还压在箱底不敢发表，福泽谕吉却又在1881年的《时事小言》里抬起了明治政府的轿子来：“日本的政府从来都是专制的。但是由于明治维新，专制政府一下子垮了台，现在看起来，专制已经成为过去。今天的政府当权者与民权论者相比，虽然在改革的精神上有早晚先后的不同，但在主张上，两者可以说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可福泽谕吉的热脸贴在明治当局的冷屁股上。1883年，政府修改了新闻纸条例，不仅内务省，就连府县知事都有了发行停止权。所有进行时事评论的报刊，都必须交纳1000日元（东京）或700日元（大阪等地）的发行保证金。当时这个数目的保证金，不是一笔小钱。没收违法报刊的印刷机器等手段，更是赶尽杀绝置之死地的措施。用日本新闻史家的话来说，这个修改后的新闻纸条例，“简直可以说是报纸的扑灭法”。民间是可以办报，但是报纸生死大权却捏在帝国政府的手里。再闹腾，能闹腾到哪里去了？
且不说“维新”维的是什么“新”，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这种维新是帝国政府主导的维新。这种政府主导的局面，直到天皇下终战诏书那一刻，也没有改变过。像福泽谕吉这些人，一方面对“国家”充满着恐惧，可另一方面又对“国家”的未来表示乐观。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还能把握“国家”的命运？这是日本帝国时代的一种典型政治悲剧。
“出头的钉子挨砸”
“大逆事件”是明治时代终结的象征。
1910年，幸德秋水等人被捕。整个帝国笼罩在政府製造的恐怖之中。
作家德富芦花发表公开信，恳请政府从轻处罚。
1910年10月13日，年轻的石川啄木愤激地作下了这首诗歌：
看着那阴沉沉的
灰暗的天空，
我似乎想要杀人了。
当然，石川啄木没有杀人，倒是幸德秋水很快就要被杀了。
1911年1月，幸德秋水等12名社会主义者，被以大逆罪处死。大逆事件用幸德秋水这些人的血，为日本帝国的“进步”画上一道不可逾越的警戒线。
2月1日，德富芦花在第一高等学校慷慨陈词，称讚幸德秋水等人是“为人类献身的志士”，抨击政府这样对待这些人，是“暗杀”，是“不折不扣的谋杀”。
然而，大部分人不是像德富芦花那样，在丧钟为幸德秋水他们敲响的时候，站出来为他们辩护、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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