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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很可能是出自植木枝盛手笔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热情洋溢地为革命辩护的话：“如果政府企图永远把持政权，惟恐权力削弱，而加强对人民压制的话，人民就必须要起来推翻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这时，若把罪责全部加在人民头上，就等于把蒸汽密闭在锅炉里不让发散，等到锅炉爆炸后，责怪水蒸气为什么破坏锅炉一样。”

有人鼓吹国民有抵抗权和革命权，也有人大讲“安宁”和“治安”。1877年，植木枝盛一点也不含糊地指出：“‘安宁’和‘治安’，只有在有利于增进人民幸福的情况下，才值得尊重，它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如果为了维持‘安宁’和‘治安’，而摧残人民的幸福，那末，这种‘安宁’和‘治安’，就应该加以反对。”而这一年《土阳杂誌》上发表的“治安论”一文，则认为，“治安未必都是好的”，如果“施行极其苛酷的政治、法律，使人民甚至不敢怒，以保持君主的至尊地位，独揽国家的主权，不许人民参与政治，阻碍人民提高智能，使人民对政府感觉恐怖，来维持生活的安定状态，那么，这种安定状态应该叫做野蛮的治安”。

植木枝盛激烈地反对以治安之名行压迫之实。1879年，他在《民权自由论》里雄辩滔滔：“如果必须牺牲人民幸福才能维持‘安宁’和‘秩序’的话，那么，这种‘安宁’和‘秩序’是否算得上安宁和秩序呢？不，这不但不能叫作安宁和秩序，相反地，这才是不折不扣的‘扰乱’。所谓‘乱’，不一定是枪林弹雨的战争状态，凡违背真理，不实行真正的法律，政府压迫人民，人民委曲忍受，甚至不敢发表正当的意见，这就是国家的‘乱’，而且也可以说是大乱。”

跟植木枝盛这些人有所不同，福泽谕吉则反反覆覆地强调官民调和，告诫朝野各界：“政府不可轻易推翻，人民不可轻易压制。”福泽谕吉鼓吹官民调和，宣扬告别革命，也是出于一番好心。可是事实上，自从西乡隆盛死后，直到大日本帝国烟消云散，也不存在政府会被民间武力轻易颠覆的危险。倒是连福泽谕吉那样名满天下的人，面对政府的威权，也战战兢兢。

在福泽谕吉看来，“屈从政府是不应该的”。虽说他自称“不喜欢世界上实行的专制政治”，但他又认为，“用实力对抗政府”，也“不能称为上策”。他列举了内乱带来的种种弊害，比如，导致流血恐怖；人民的力量常常要比政府弱，蚍蜉撼大树，除了流血添乱，还有什么意义呢？即便是“一旦轻举妄动地推翻了”旧政府，“仍难免以暴易暴，以愚代愚”。况且“无论那个旧政府怎样的坏，总还有些善政良法，不然就不会维持相当的岁月”。

屈从也不行，对抗也不行，那怎么办呢？福泽谕吉开出的方子是，“坚持真理，舍身力争，是说要坚信天理而不疑，不论处于何种暴政之下，身受怎样苛酷的法制，都能忍受痛苦，矢志不渝，不携寸铁，不使武力，只用真理来说服政府”。这是福泽谕吉眼里“上策中的上策”。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用真理来说服政府，丝毫不会妨害这个国家当时原有的善政良法，即或正论不被采用，只要理之所在，则天下人心自然悦服。因此，今年如行不通，可以期之来年”。即使“因忧世而苦其身心，甚至牺牲其生命的”，可这“殉道”“所丧失的不过一人之身，而其功能却远较杀千万人费千万金的内乱之师为好”。

乐于告别革命的，不只是福泽谕吉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伊藤博文这样的明治权贵也想这样。在谈到法国革命的时候，伊藤博文就说：“由于法国国王专横，法国国民喜好暴乱，再加上卢梭那样的持错误观点的学者到处传播谬论，致使自由民权之说风靡全国，终导致革命，声势浩大。”于是在大日本帝国，自由民权思想被视为国家的祸害，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伊藤博文觉得革命要不得的同时，他们压根儿就不想告别专制，不想实行共和。

参议大隈重信主张采用英国的政党内阁制，建议1882年年末选举议员，1883年开设国会。在他看来，如果立宪只是“采其形体而舍其真精”，不仅是“国家之不幸”，还是“执政者之祸患”，并且贪恋权力的“污名”，也会“遗传于后世”。如果“今日之执政者，不眷恋势威，固定立宪政治之真体，则足垂其德于后世”。

要是按照大隈重信的设想改革，那不是要明治政府自我革命么？大隈重信这下子捅了马蜂窝，遭到了伊藤博文的强烈反对。在1881年政变中，大隈重信被参议伊藤博文和参议兼外务卿井上馨等人撵下了台。以至于福泽谕吉在给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的信里感慨，“今天想起过去10月的情形，犹觉得昔日三位之交如漆似胶，而今天却成了政敌，其变化之快何其速也”。

在日本帝国，岂止是把革命当成洪水猛兽！帝国当局的恐惧是双重的，既怕发生法国大革命式的造反，也怕政体发生向英国美国模式的和平转化。不仅像植木枝盛那样的观点被当局视为激进，就是大隈重信向英国学习的主张，也被当成激进。只要可能动摇政权，无论你认为多么平和，帝国权贵都会跟你急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