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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兆民如此这般描写，给人的印象是，庙堂之上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这还不算，中江兆民甚至还把日本定性为一个“腐败透顶的社会”。其实，中江兆民的后半生，恰逢日本帝国蓬勃发展之际。在短短几十年里，铁甲海军、铁路、电灯、电报、大学、议会等等，从无到有，大败清帝国，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声名鹊起。可是在法国喝了几年洋墨水的中江兆民，似乎视而不见，反而扬言，“假使执笔，就用笔攻击；如果开口，就用诟骂去对付它”，声称“直到死去以前，我仍要挥舞这一枝攻击的笔”。

不过，中江兆民着述这种激愤之作，官府没有索取他的性命，也没有剥夺他的自由，还能公开发表。别说那还是二十世纪初，就是放在二十一世纪，如果扳着手指数数，不能在报刊电台公开批评总理大臣级人物的亚洲国家，也绝不只一个。要是在这些国家发表类似的言论，肯定会被当成严重的刑事犯罪予以打击。比较而言，日本帝国当年的舆论管制可谓相当宽鬆。

中江兆民的例子并不是日本帝国言论相当自由的孤证。

1903年，幸德秋水出版《社会主义神髓》，片山潜出版《我的社会主义》。这两本书都是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在当年的日本帝国出版这种书，就相当于是在史达林时代的苏联写文章鼓吹苏联应该实行私有化一样。可帝国当局竟容忍了幸德秋水公然鼓吹“实行社会主义大革命”。他这本书1903年7月初版，到11月份，就出第六版了，此后又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出了第七版。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的大逆事件，被后人称为“明治时期最大的冤罪事件”，当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强烈的政治恐怖感。对于这个事件的影响，小说家木下尚江称，当时日本各地是“草枯，风死，荒野满目凄凉”。日本历史学家坂本太郎也说，“至此，对社会主义者的镇压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凡是带有社会二字的东西均被视为危险品而遭到禁止”。即便世道如此残酷，幸德秋水成了死刑犯，但是明治当局没有剥夺他终身的出版自由权。

相比20世纪其他国家的某些政治镇压而言，大逆事件的恐怖程度，实际上还算比较温和。在幸德秋水被杀后第八天，他在东京监狱里完稿的《基督抹杀论》公开出版，并且一个月里重版了七次。

“住房盖成了监狱”

植木枝盛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弄潮儿。对日本的前途与命运，他倒不像福泽谕吉那样信心满满。

这并不是说，植木枝盛睁着两隻大眼睛，却看不到东京通了火车之类的变化。

只是植木枝盛懂得，事情一码归一码。毕竟，胳膊、胆、肺，再怎么健康，并不能由此就说心臟的健康与否无关痛痒。

有了火车坐，有了牛肉吃，这固然是高兴事儿。但是植木枝盛的心智没有迷失在眼前的种种“进步”之中。在1877年3月的一篇文章里，植木枝盛谈到了人们对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心态：“社会上有很多人轻信政府，完全把它当作了文明革新者，他们认为我国目前已经真正达到文明和进步了，看到眼前修起来的漂亮的学校、兵营和官署，以及铁道、电线、砖瓦和瓦斯灯等的设备，就过早地认为文明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为之欢欣鼓舞。”

相比许多为日本帝国的“进步”感到欢欣鼓舞的人，植木枝盛看得更远，思虑更深。

在植木枝盛看来，“今天的政府既不是守旧者，也不是文明开化者，而是一个地地道道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的政府”。他说：“政府虽然平定了内乱，那也不过是极权政治的胜利罢了，不能算作国家的胜利。政府禁止佩刀，诚然是一种文明风气，然而并没有代之以保护人身的法令，设立法院只是模仿西洋，实际上治罪依然采用野蛮的法律。儘管政府制定了很多束缚人民的法令，可是就没有一个限制政府压制人民的法令。这种片面的政策，难道称得起真正的文明吗？”

植木枝盛希望“政体的变革”，要求“实行君臣共治，废除政府之独裁，使人民掌握政权”。他的这个愿望，直到日本被打败之前，也没有变成现实。植木枝盛的愿望背后，是他对明治政权的独到认识。在1878年左右的一份备忘录里，植木枝盛写道：“所谓维新这一改革，只是政府的变革，只是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发生的一次事件，与被统治者毫无关係。德川政府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仍然是独裁政府，也就是专制的政府。明治维新犹如要盖住房而盖成了监狱。从前，把土地和人民归政府私有。今天的政府虽然颁发了土地券承认土地为人民所有，却又滥用征收捐税的权力，这真是令人难以理解。人民对此不发生疑问，也是很奇怪的。这种情况，就等于把支配金钱的权力和修建工程一齐交给了承修人。”

植木枝盛的眼光敏锐而又老辣。对他这种一针见血的民权思想家，明治政府哪能坐视不管。有段时间，常有密探跟在他屁股后面。在1878年10月的一则日记里，他记下了自己被跟踪的情形：有两个密探，“不管远近，也不问白天黑夜，不论去洗澡或理髮”，始终紧紧地跟踪着他。

俗话说的好，一好掩百丑。对于一般人而言，得了实惠，容易丢了脑子。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植木枝盛那样敏锐、清醒。眼前的“进步”，就足以使他们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