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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时代的日本，等级森严，贵贱有别。比如，按照“家康遗训百条”第四十五条，“庶民不得对武士无礼、对直属臣子或陪臣不敬，否则格杀勿论”。武士阶层出身的福泽谕吉，曾这样描述过等级制度的荒谬：“在这种法律之下，好像平民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借来的一样。农民商人无缘无故地要对武士低声下气，在外让路，在家让座，甚至连自己餵的马都不能骑。这岂不是蛮不讲理吗？”

农民商人的地位尚且如此，贱民的处境那就更不用说了。而明治初年的“秽多”“非人”以及其他贱业者加起来，将近40万人。

进入明治时代，短短的几年里，过去连姓氏都没有的农、工、商，统称为平民；“秽多”“非人”等贱民的名称废除了，其身份、职业都跟平民平等；禁止人身买卖；一般平民也可以使用姓氏了；准许华族与平民通婚；所有国民都有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

幕府时代，当局严禁农民栽种桑、茶、烟草、漆等作物，并且农民不能从事工商业。明治政府把农民从这种禁锢中解放了出来，1871年，宣布今后农民在地里种植什么，是他们的自由；1872年，又废除了不准农民改就工商业的禁令。

福泽谕吉原本对明治政府期望值并不高，以为它会“把一个值得珍惜的日本国弄得乱七八糟”。看到当局提出四民平等，废藩置县，他一下子又欢呼雀跃了起来：“当时，我们朋友之间如果三五人碰头，就会彼此庆贺，讚嘆不已，忍不住要高喊：看到新政府的事业如此兴盛，纵然死也无憾！”

在削弱身份束缚的同时，人民的日子，也眼瞅着有了变化。对于农家的生活，福泽谕吉是这样描述的：“现今若就贫者之贫来和富者之富比较，诚然是贫困的，不过只就一个贫者来论，不得不说生活情况大有改良了。其他姑且不论，仅看改良食物的性质，采用食米的增加，足可证明一斑了。”

不过，在福泽谕吉眼里，日本帝国的“进步”可不只是表现在社会经济方面。

在1895年3月开始连载的《福翁百话》里，福泽谕吉提出，评价文明进步的标准很多，其中言论自由与否，尤其是“社会人文之进或退的标誌”，“放鬆对言论的限制并使其逐步自由化，即为文明的进步”。

那么自维新以来，日本帝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从1853年到1895年，福泽谕吉把它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十年。如果对这几个时期的言论情况加以比较，福泽谕吉认为可以发现，“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更趋于自由”。第一个十年里，自由言论被人指责、谩骂，到了第二、第三个十年，自由言论便逐渐被人们承认，而到了第四个时期，“自由言论反被作为好事而受到欢迎”。

作为这段风云历程的过来人，福泽谕吉展望未来，信心满怀：“同样道理，在所谓第四时期的当今，即或有稍许逆耳之论，再过十年、二十年，亦一定会被宣告无罪，并毫无疑问地将受到欢迎。”在这个乐观的花甲老人眼里，大日本帝国的明天会更自由，更美好。

“争取能多骂倒一个人”

福泽谕吉乐观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

中江兆民（1847-1901）比福泽谕吉小十来岁，因为政治原因，在1887年12月被驱逐出东京。虽然是不受明治当局欢迎的人，可是这并不妨碍他紧接着第二年就在大阪创办《东云新闻》，继续传播民权思想。

就在福泽谕吉去世那年，也就是1901年，医生告诉中江兆民患了癌症，只能再活一年半。中江兆民没有向病魔屈服，他要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有限岁月里，发出振聋发聩的吶喊。他把自己要写的书取名《一年有半》。

中江兆民与死神赛跑，天天笔耕不辍。之所以天天执笔，用他自己的解释，就是为了“争取能够做到：多起草一页原稿，多骂倒一个人，多破坏一件事”。

《一年有半》写完了，中江兆民还活着。1901年8月，他的学生幸德秋水将这本小册子整理出版。

在书中，中江兆民臧否人物，指点时政，文风泼辣，语意尖锐。他说：“山县有朋小有慧黠，松方正义糊涂透顶，西乡从道胆怯懦弱；其余的元老，不值一提。假使伊藤博文以下的元老都早一天死去，便可以早一天对国家有好处。”如果只读他的文章，恐怕会以为，这帮明治政要，都是些什么人！

就连伊藤博文这样的顶尖人物，中江兆民也称之为“蹩脚的钓者”，担任内阁秘书长还合适，但是没有本事当好总理大臣。在他笔下，伊藤博文“诚然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秀才，在汉学方面，他只有做歪诗的本领；在洋学方面，他只有背诵目录的水平；这就已经足以大大超过其他元老，而使他们没有话说；加之口若悬河，很能够一时把人们弄得糊里糊涂。然而这不过是秘书的才干，是翰林的能力，而不是宰相的资质”。

《一年有半》出版的时候，西乡从道、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伊藤博文这些响当当的大人物都还健在。中江兆民不仅指名道姓地讥贬西乡从道这些军政要人，而且还批评内阁“是那些贪图利慾，玩弄权势的人们的最高级的和最方便的阶梯”，贵族院“是一帮阴险毒辣的傢伙的集合场所”，而众议院“简直只是一群饿虎的团体”。他抨击内阁、贵族院和众议院“变成了官僚绅士式野兽的渊薮”，“两院的议员，都是贪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