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31日，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抵达华盛顿。名义上他是去作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大使的助手，实质上是陆军代表。等他从美国回来，日本充斥着“非常想打”的叫嚣。岩畔豪雄心情沉重。他并不是反战人士，可他在美国切身感受到了的美国实力，使这个赴美前的强硬派觉得，强硬论的叫嚣是无的放矢。
当时，新庄健吉是岩畔豪雄的伙伴，虽然军衔不高，可他吃得开，经常作为陆军预算的说明员进出国会。岩畔豪雄对他讲了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向东条英机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其中讲到，炼钢生产能力的日美比率是1：20、石油产量是1：几百、煤产量是1：10、电力是1：6、飞机产量是1：5、船舶保有量是1：2、产业工人人数是1：5。
照常理来说，只要不否认这些比率是基本事实，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军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可是，据说岩畔豪雄跟陆军省、参谋本部的同僚谈美国的战斗力时，只有美国班班长杉田一次中佐等极个别的人能坦率地听进去。而他的后任真田穰一郎大佐还提醒他注意言行呢。当时反美情绪之激烈，可见一斑。回国不久，岩畔豪雄就被派到前线任联队长去了。
在1941年10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陆相东条英机慷慨陈辞为什么要拒绝美国的撤军建议：“屈从美国撤兵，将使中国事变的成果毁于一旦，并危及满洲国，更危及朝鲜统治。形式上的撤兵也是不可取的。如果那样做，军队士气即将丧失。丧失士气的军队则等于没有军队。驻军是心臟命脉，一旦让步之后，有必要连这个心臟也让出来吗？让步到如此地步，这叫什么外交？是投降！这将玷污青史，遗臭万年！”东条英机大帽子一亮，阁僚中就再也没有谁吱声了。
想想也是，人家美国提个建议就乖乖地接受，大日本帝国颜面何存？自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和中国已经不宣而战地血拼了四年，死了二十万人，如果答应美国的要求，以不赔款，不兼併收场，甚至连驻军权都没有，折腾那么多年，究竟为了什么呀？怎么交差呀？哪个决策者向日本国民交得了差呀？用东条英机的话来说，也对不起靖国神社里的英魂嘛！很了解东条英机的大川周明就说：“神灵会看透一切。一面说对不起英灵，一面却又在製造更多的英灵，这叫什么对不起呢？”
可是不理睬美国的建议，一意孤行，局势恶化下去，会不会几十年来攫取的海外利益，一朝丧失殆尽呢？帝国的决策者们顾不了这么多了。对于美国要求它回到华盛顿条约的原则上来，日本报之以铤而走险。对如此抉择，新任首相东条英机的话说得极为悲壮：“人总有个时候得闭上眼睛，纵身一跳。”只是悲壮得丧失理性。
日本这闭眼一跳，就先下手为强跟美国打上了。自偷袭珍珠港开始，直到中途岛海战失利，其间日本的军事行动可谓势如破竹。然而，这回对手不是大清帝国，不是沙俄，日本陷入了持久战，再也没有当年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能够速战速决的运气了。帝国败相已露。可是国内环境依旧不能容忍探讨如何退出战争以避免无谓的牺牲。1944年春，陆军参谋本部的战争指导班班长松谷诚大佐，因为在报告中说“日本已经没有希望扭转战争的不利形势”，“我们结束战争的时候已到”，就被调到中国去了。对于军事领袖们来说，儘管心里明白已经是在进行一场绝对没有希望的战争，可没有一个站出来公开提议见“坏”就收，结束战争。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他们之中也有人很愿见日本投降，惟一希望只是在投降过程中，没有他们自己参加”。
可也正因为这样，战争在高调中继续无望地进行下去。最后，日本不仅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尝到原子弹滋味的国家，而且还不得不在投降书上签字。此时，离明治天皇登基还不到八十年。1946年5月，文部省在《教育方针》中曾这样反思过明治以来的历史教训：
……日本的现代化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对现代精神的理解是极其肤浅的。不仅如此，甚至有人认为日本文化已达到与西洋文化同样的高度，而且东洋人的精神，特别是日本人的精神比西洋更优越。有这种错误想法的人成了国民的领导人，他们轻视西洋，低估人家的力量，挑起了战争，国民则受骗参加了战争，结果战争就失败了。
跛脚的进步
十八、十九世纪，有着不同政体的世界强国。
换言之，倘若只以国家崛起为最高目标，对于像佩里来航之后的日本帝国这样一个后进国家，摆在面前的榜样就不只是一种政体的国家，它可以借鑑此大国的政体，也可以效仿彼大国的政体。
正如金庸小说里所写，“正派”侠客可以用易筋经、降龙十八掌练就超群武艺，“反派”角色也可以用葵花宝典练出绝世功夫。日本帝国效仿、摸索的，是一条排斥共和谋富强的普鲁士道路。看似金光大道，实则是不归路。
“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
“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
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黄遵宪的感慨之中，不无艷羡之意。
那时，离《五条誓文》的颁布，也才二十来年的光景。可日本帝国的巨变，又何止开设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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