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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武器体系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一些特殊问题，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伤脑筋。参谋长联席会议经常被要求在新武器投入生产前几年，就向国防部长提出关于各军种应当采购的数量和类型的建议。由于新武器的研究和发展往往由一个军部负责，因此在讨论这种武器的未来用途时，该军部就可能成为它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其它军种的参谋长很可能对发展这种新武器的要求产生怀疑，并且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这种武器将来所需要的国防经费。这样陆军和海军就一直对空军的鲍马克无人驾驶截击机泼冷水。同样，空军和海军也对陆军的奈基Ⅲ型反飞弹飞弹的前途表示寒心。

这种态度并不纯粹是由于军种间的偏见或争取创造者的光荣所引起的。要在新式武器製造者的夸大性宣传和其真情实况之间作出区别，是困难的。任何一个参谋长都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来检查各种武器倡议者的论点。儘管如此，他通常仍须在这种武器问世前或早在它准备投入生产和使用之前，表明自己对它的前途和对它的依靠程度的看法。

这就是国防部长能比参谋长联席会议更好地作出裁决的地方。这里涉及的大都是科学及工程方面的问题，因此，可以让有关军种的军外文职专家去考虑。国防部长如能负责决定对新武器体系技术上的依赖程度，他就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军种参谋长只需回答一些军事上的问题。例如，国防部长在与公正无私的专家讨论后，若能对鲍马克飞弹和奈基Ⅲ型反飞弹飞弹在技术上的可靠性和达到它的设计要求的时间，提出看法，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能轻而易举地确定这种武器是否需要，以及如果需要时，在一定时期内的需要量。

概括起来说，总的问题是：国防部长完全有可能使现有的机构比现在工作得更好。首先，这是因为他可以比威尔逊部长或麦克艾罗伊部长更好地与参谋长们接近。而据我所知，威尔逊先生只有一次与军种参谋长坐在一起，用较长的时间来了解他们的困难。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956年3月在波多黎各召开参谋长会议的时候。至于麦克艾罗伊先生，虽然我在他任职后不久，就建议他召开一些非正式的会议，但他从来没有给予参谋长们任何机会来认真讨论一些基本问题。显而易见，他们俩人都喜欢从正式文件上，或从国防部副部长卡利斯先生的口中，或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和特文宁上将那里，间接地了解军种参谋长的意见。与此同时，总统也不过问军种参谋长之间的争论。他只依靠国防部长排解分歧。曾经好几次有人向总统建议，要求他与军种参谋长举行非正式的会议。他看来总是很乐以接受这一建议。而且在1957年7月，当总统与我谈起这个问题时，他曾指示他的幕僚，每两个月召集参谋长们开会一次。但是由于一些不知道的理由，该计划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如果一些基本的问题不能通过不太正式的方法加以解决，那么，国防部长就可以指示军种参谋长，要求他们以有助于他作出决定的方式草拟关于此类争论的报告书。然后，当他确定了对基本问题的态度后，就应制定一些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文件，以澄清高级当局的指示中的模糊之处。采取这种领导方式，就可以恢復预期的制定战略的程序，和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履行职务提供健全的基础。可惜，这种领导方式一直没有形成，因此，美国战略或多或少地成了政府编造国防预算时的偶然形成的副产品。

从第三章和第四章关于“新面貌政策”的演变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防部长在规定编造预算的指导方针时，虽然并不一定预见到这种行动的结局，但通过对这种指导方针的运用，却使他成了我们军事战略的真正制定人。对国防部长来说，规定这种指导方针不是一种专横的行动，而是为了执行政府行政部门的政策，尤其是预算局的指示，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当战略制定机构无法工作时，他感到必须根据财政部的支出指标规定编造预算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结果，这些基本规则对美国今天的军事态势和今后几年中的军事态势产生了影响。

这种指导方针常常限制了军事人员的数量，总的防御开支以及各军种间军费的分配，有时也限制了装备和补给品的储备量以及各军种为了适应战争需要而储存的弹药数量。在过去几年中，每年都不得不削减核定的军需储备量，因而也就缩短了我们部队在全面扩大战时生产之前所能支持战争的时间。

各军种接到编造预算的指导方针后，应立即根据该方针制定本军种的预算。在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国防部长和审计长经常召集各军种部长和各军种参谋长商谈各军种预算的编造情况。我总是发现，威尔逊先生和麦克艾罗伊先生非常急于规定每个军种“受审”的日期，并且急于得到一个全面的关于预算指导方针对该军种影响的报告。虽然在这些会议上，经常议论纷纷，但我从未看到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对最后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儘管各军种的代表象我们看到的那样，进行了滔滔不绝的辩论，然而，预算分配的百分比几年来始终未变，即陆军23％，海军和陆战队28％，空军46％。

这种按军种编造预算的方法有严重的缺点。它掩盖了预算对各“专职部队”的影响。换句话说，三军或多或少地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