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最后义愤填膺地说：“我对当前重大问题，曾提出计划，不但无法付诸实施，连拿出讨论的机会也没有，至今还在檔案里睡大觉”。由此可见，戴笠等人的这一手，确是戳到了CC 系的痛处。
戴笠联合黄埔系的中坚力量，确是与CC 系打了一场漂亮的进攻战。但说到底，戴笠对康泽、桂永清等人不过是利用而已，一旦发现黄埔系内部有机可乘，他也是毫不客气的。1938 年，康泽受到陈诚和CC 系的前后夹攻，处境维艰。戴笠见此也趁火打劫，就向蒋保荐郑介民的广东海南同乡、当时与戴笠关係尚好的黄珍吾为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以康泽兼职过多为藉口，升任黄为代总队长，把康赶走。康不肯罢休，伺机又重新打回去再任总队长，把黄赶跑，戴见无望，也才罢休。
CC 系老是被动挨打，当然并不甘心。他们了解到争夺青年学生的计划和行动，戴笠是始作俑者，加之復兴社表面上撤销后，CC 系把打击的重点转移到以戴笠为首的军统身上，更与戴势同水火，立意要伺机报復。CC 系特务经多方调查，掌握到进步色彩很浓的“东北救亡总会”暗中受到戴笠的指导和经费接济，决定藉此发难，给戴笠一点“脸色”。
首先由负责监视“东总”的CC 系特务齐世英、韩韬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说“东北救亡总会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准备在武汉危急时，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然后再假刻印章，伪造了一个有“东总” 负责人签名、各部盖印的“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再由陈立夫将这个密报转呈蒋介石。蒋得报大怒，立批“严办”二字，并严厉申斥戴笠是不是要再来一次 “中央党部事件”，限令戴立即查实具报。
戴笠是个心机极其缜密的人。他回到汉口办事处，对CC 系的密报进行了一番深入研究，看出了诸多疑问和破绽，如果“东总”要搞暴动，没有共产党的参与和领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又是签名、又是盖章、又是形成书面记录和计划的做法，似乎根本不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虽如此，戴笠却不动声色，他要藉此进一步把 “东总”推到cc 系的对立面，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5 月15 日，戴笠约见“东总”负责人之一王化一，一见面就用阴冷的语气说：“化一兄，我们要相见以诚。多年以来，有人屡次给委员长写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某某人是共产党员，我都相信你和几位负责同志的话，总说你们是个抗日救亡组织，多数人是四维学会的成员，因为老家没有了，说话有些激烈，那是自然的，但不是共产党的有关组织。
现在我自己打了嘴巴，欺骗了领袖”。王化一因摸不着头脑，故答道：“雨农兄，请相信我们”。戴笠盛怒地抢白说：“我过去最相信张副司令，对他从来未加过小心，但是他却搞出了西安事变。今天我不是凭空说话，请你看看证据”。说着把CC 系交给蒋的密报卷宗交给王化一看。王略为翻阅之后，就很快认定这是伪造，并指出三点明显破绽：一是记录有全体委员的签字，目前在武汉的委员不足半数，况有的签字根本不像，而且签字和记录都出于一个人的笔迹；二是按例从来没有在会议记录上盖章的；三是说东总和共产党、武汉工人勾结暴动，劫杀委员长更是捏造。
戴笠见目的已达到，也就送了一个顺水人情，于是用挑拨的口吻对王化一说： “这个案子如果当时交给中统局处理，恐怕明月桥已经贴上封条了”。
并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们必须有确定的反征才能答覆委员长。你回去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研讨一下，怎样进行我们再商量。”
王化一回到明月桥“东总”会址后，经过研究，先由在武汉的“东总”
委员每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再把各部部章和部长名章都盖在一张纸上，一併送给戴笠。戴笠当即从3 个方面进行核证，一是请一位银行的印鑑专家对签字和印鑑加以核对，结论确是相差很多；二是再派特务了解未签名的委员确是不在武汉；三是密令武汉稽查处处长、军统大特务赵世瑞以防奸查户口为名，对齐世英和韩韬等人的办事处及寓所进行突击检查，果然查出伪造文件的底稿和私自仿刻的大小印章。
戴笠搜集了这几个方面的铁证，立即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洋洋得意的签呈。蒋阅后批交陈立夫、徐恩曾彻查，并把陈、徐大骂了一通。
1 个月后，戴笠密派武汉警察局的军统特务方超也对“东总”进行了一番突击检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查出，这才有所放心。事后，却派人向“东总”
通风，说此举是Cc 系的报復行动。
戴笠虽然借“东总”狠狠敲了CC 系一记闷棍，但心里尚不解恨。当时，他听到手下的特务密报，CC 系头子陈立夫、张道藩，经常与何应钦、陈公博、罗君强（军委会秘书处长）等人于深夜在租界的咖啡馆等处吃喝玩乐。戴笠当即在夜深的时候到这些地方去查访，果然数次碰到陈立夫、张道藩等人。
于是，再次把这些情况密报给蒋介石。蒋得报对何应钦电话申斥，对陈立夫书面责备，对张道藩当面教育，对罗君强撤职查办，算是按职论罪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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