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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陈公博是汪精卫手下的改组派大将，故网开一面，未予查究。

中、军统成立后，特工力量迅速膨胀，情报数量越来越大，蒋介石深感军政事务繁重，难以对中、军统送来的情报一一详阅，因此考虑在侍从室内增设一名情报参谋，帮助他对各个特务系统送来的情报进行综合、校核、整理、分析工作，以提高对情报的利用质量，并减轻他的工作负荷。并有意考虑从CC 系特务或军统中选调。戴笠从蒋身边的亲信人员中得到这个消息，认为这个极其重要的工作绝不能让 CC 系抢走，当即抢先一步向蒋推荐军统老特务唐纵出任这一职务。

唐纵于1936 年春夏间从德国奉调回国。蒋起初拟由他负责新兵补充事宜。唐纵因特工活动步步凶险，一着不慎，即招满身祸事，本意也不想再回特务处工作。但戴笠坚主唐纵回特务处，几乎是“三顾茅庐”，上门动员唐纵归队，并多次向蒋请求。蒋也考虑唐从德国学习了先进的特工经验和技术，让他去加强特务处的工作也好，于是仍把唐派回特务处。唐于此只好硬着头皮“归队”，初任特务处书记长，抗战后调任武昌行营调查科长等职。戴笠赶在陈立夫的前头为唐纵抢到这个要职，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他与CC 系斗争取得的又一个重要胜利。CC 系也确为此懊恼了一段时间。但是一段时期之后，CC 系和戴笠都发现唐纵儘量在两统之间摆平，并没有公然袒护军统，有时甚至能在蒋面前切中要害地批评军统的工作。CC 系这才放心。戴笠也才发觉中了唐纵的韬晦之计，选错了人。但这时唐纵已受蒋的极端信任，被提升为侍从室二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戴无可奈何，深悔当初过于轻率，没有缜密考虑。虽如此，戴笠在表面上仍然极力拉拢唐纵，以儘量取得在与CC 系特务斗争中的有利地位。但是，唐纵毕竟出自黄埔军校和军统组织，在感情上与中统往往格格不入，因此，在中、军统的争宠中，唐也往往站得靠军统近些，自觉不自觉地帮军统谋一些好处。比如，中、军统同样的情报送到唐纵手里，唐按例把军统的先送上去，然后再送中统的。久而久之，蒋形成一个印象，中统的工作总比军统滞后一步，工作效率不如军统高。这就使中统吃了不少暗亏，戴笠得到的好处当然也是不必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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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_10 “壮汉子”与“病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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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蒋介石身边的亲信特工头目，戴笠有比常人更清醒的头脑和敏感的神经，尤其是他的强烈的反共意识，使蒋介石分外欣赏。抗战以后，国共进入第二次合作阶段。戴笠公开的反共口号不喊了，但隐蔽的反共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经常对身边的军统大特务们说，要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仍然看到中共是我们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如果不把共产党消灭，大家都将死无葬身之地。由于戴笠所从事的特工活动，使他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堕落看得更为透彻，因而他对国共两党在未来的公开斗争中的处境更为忧虑，并处处不忘利用合作阶段对共产党处处加以限制和打击。

1938 年1 月，军委会成立政治部，陈诚、周恩来分任正副部长，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康泽上任后，邀请“东总”负责人、政治部设计委员阎宝航参加拟订计划，并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有的所谓组训民众办法作为蓝本，进行研究，意在对动员民众问题加以限制，设置障碍。这个计划受到在政治部内工作的共产党人的批评，阎宝航是中共地下党员，也对这个计划极力加以批评。一天，戴笠设宴招待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吴瀚涛、田雨时等东北人士。

席间，阎宝航再次批评康泽的这个动员民众计划与抗战精神背道而驰，对动员民众问题除了取缔限制，还是限制取缔。善于逢迎讨好、意图升官的吴瀚涛危言耸听地接上去说：“我们今天不能再来个双十二，张学良已经铸过大错，我们不能再铸个大错，一切都应听从中央。”本就对阎宝航有所戒备的戴笠听到这里，勃然色变地对阎说：“你这话是为共产党开路。老实说，共产党是壮汉子，我们是病汉子，我们不能跟他赛跑，还得拉着他后腿，不让他跑”。宴后，颇谙人情世故的戴笠自觉席上对阎宝航态度粗暴，于是又个别委婉其辞地对阎抚慰说：“玉衡兄，你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论有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谈谈，你好好了解我们的政策。”虽如此，戴笠关于“病汉子”“壮汉子”的观点，倒是多少对国共两党的状况说了老实话。

为了有效地与“壮汉子”进行斗争，戴笠从各方面调整部署，充实人员，要用所谓“看不见的力量”进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尤其重视在西北地区的反共斗争，吹嘘要在中共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周围筑一条无形的封锁线，紧紧地把延安困在里面，然后再派出大批特工打入延安，里应外合，彻底破坏中共组织，实现蒋介石用几十万军队在西北无法达到的目的。

戴笠在西北地区的反共活动虽早有布置，但收效甚微。1936 年，戴笠曾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