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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特工机构大改组中，真正的赢家仍是戴笠。一是戴笠的死对头、CC 系大头目陈立夫经戴笠多次向蒋密报攻击，这次被蒋削弱了对中统组织的直接控制权，使中统力量有所削弱。二是军统局的历任局长贺耀祖、林蔚、张治中，钱大钧等人都清楚蒋的一贯作风，无不自觉迴避军统局的实际工作，放手让戴笠去抓。三是将郑介民由副职降低为幕僚长，戴在军统更是一手遮天，无人能敌其锋。

军统局局长编阶为中将，副局长编阶为少将。5 月份，军统局在武昌平悦路正式成立。8 月初，戴笠正式就少将副局长职，并亲率军统局科长以上干部到武昌行营晋见蒋介石。接见时，蒋拿着一份事先由戴笠准备好的被召见人名单，逐个点名，点到某人时，此人即起身、肃立、注目，蒋先对此人端详一番，然后便按此人名单上的情况略问数语，如年龄、籍贯、学历、经历之类，并在那份名单上註上记号或写上几个字。点名之后，蒋便对全体人员作一番训示，要旨仍是强调特务工作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作好领袖的耳目与手足，防止敌谍汉奸活动，增强抗战力量等等。然后由戴笠代表大家表示接受领袖的训示，努力去干，不负所望等等。蒋介石于此连说了几个“好！

好！”召见仪式便算结束。

中统、军统成立后，两统之间仍然互相攻讦，争功邀宠。蒋一方面有意使两统之间保持一定间距，相互制约，便于居中控制；一方面又不愿看到两统互相火併，以至两败俱伤，影响抗战和对中共的斗争。于是，蒋为了使两统能在一定程度上摆平，特对戴笠、徐恩曾面谕，对中、军统的工作范围作进一步分工，强调中统仍然着重于党务、政治、经济，军统继续着重于军事、特务武装和行动。蒋具体规定，中统越界在军队、军事学校、兵工厂、军需用品工厂中发展的线索和内线移交军统，军统在党、政、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中发展的线索和内线亦移交中统。徐恩曾按蒋的吩咐，只在表面上做了一些工作，戴笠却连这些表面工作也不肯做。戴笠认为，抗战期间执行军事第一的方针，正是发展军统势力的大好时机，如果确按分工去做，岂不是作茧自缚，捆住了自己手脚。因此，从武昌珞珈山会议结束到成立中，军统的第一天起，戴笠就没有真正按中、军统的分工去做过。特别是当时在围绕流亡学生的争夺上，以戴笠为首的一批原復兴社高干发动了一场对CC系的凌厉进攻。

当时抗战初起，大批流亡学生、失业青年逃往大后方。这时，曾在淞沪抗战后担任前方办事处长、负责收容任务的大特务文强触景生情，认为如果能把这批青年学生召集起来，赋以战时短期训练，不啻是“团体”的一支重要力量。据此，文强写了一份建议书，派人送汉口面呈戴笠。戴笠接到文强的报告极为重视。学生训练问题，本归CC 系处理。但戴笠决定先下手为强，把这一大权从cc 系手中硬抢过来。戴一方面电召文强到汉口述职，进行深入讨论，一方面与胡宗南、康泽、桂永清等原復兴社高干交换意见，共谋良策。

1938 年4 月，文强到达汉口。参加了原復兴社高干的秘密会议。会议由戴笠主持，并说在座的都是同学，都是復兴社同志，要对校长负责保密。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与CC 系、共产党争取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所谓为国储才是百年大什，等等。接着由文强介绍了他写建议书的动因和动机，并说“我看逃难的青年男女学生，好像白纸一样，要染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我们不抓到手，必为延安所争取，也许被CC 系所掌握”。文强讲完后，胡宗南首先发言，表示同意文强的看法和建议，并提出“非有专款和专设机构，请准校长批准非交我们来办不可，否则是办不好的”。胡宗南的结论性意见，得到康泽、桂永清等人的一致赞同，认为一定要争取时间，扩大地、有计划地来办。接下来在讨论上报校长的报告和计划书时，一致认为不可提与CC系争锋的事，而是与延安共产党争，要说得越厉害越好。善于制敌于先的戴笠已经准备好了上报校长报告书及计划书，大家一致通过。唯棋高一着地提出CC 系既抓党，又抓教育，完全不要二陈插手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应该的，最好是把要花钱的事，例如要继续升学的、全家逃难要救济的，都推给CC系去办。这样对蒋、对陈都有所交代。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后来，桂永清通过创办战时青年训练团，康泽通过设立青年训导团、队等机构，大肆招收青年学生。胡宗南的规模更大，先后设立的机构有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战干团、劳动营、游击干部训练班、政工干部训练班、特种兵联合分校等等，尤以“青年将领”的招牌在西北地区到处设关建卡，拦截青年学生受训，扩充自己的势力。戴笠则通过大办特训班来贯彻他的意图。抗战期间，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种名目的训练班有数百个之多，受训的青年学生有成千上万，其确切数字，连军统人事处也没有彻底搞清过。许多青年学生的思想受到了毒害，为两统之间的争斗作了无为的牺牲。

由于戴笠等人的抢先一步，既有蒋的批示，又有专设机构、专款专人来办，使 CC 系在这个问题上大为被动。CC 系头子陈立夫一提起这件事就要大发雷霆。1938 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