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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是很会争强好胜的。特务处成立以来，虽然在分化瓦解反蒋势力、暗杀政敌、摄取军事情报等方面出力颇大，也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他揣摸蒋的心理，蒋最关心的还是与中共的斗争。不在反共方面做出显着成绩，终不能为老头子彻底分忧，也不能得到老头子的高度宠信。为此，戴笠在3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调整特务处工作重点，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和力量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斗争，有时为了抢着干这项工作，以至与调查科发生摩擦，也在所不惜，甚至被CC 系头目和调查科的特务们骂为“不务正业”。戴笠听到这些言论，不怒反喜，他经常对特务处的大特务们强调，随着形势的变化，一切反蒋派人物、地方军阀、民主党派、中间派人士以至日本人，都可以为我所用，这些都是不足虑的，唯有共产党才是我们的真正敌人和心腹大患。

真正能和我们争夺政权的不是那些反对委员长的异己分子，而是具有完整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纪律和高度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我们“团体”的使命是保卫国家政权，既要作革命先锋，又要保卫委座的安全。因此，任何时候，清共除奸都是我们“团体”的主要责任。

由于上海是中共首脑机关所在地，在最初的几年中，戴笠把与中共作斗争的重点放在上海区，自翁光辉被扣押撤去区长职务后，戴笠选调中共叛徒出身的余乐醒任上海区第二任区长，也是寄希望于余乐醒能在这方面作出成绩。结果余乐醒和前任翁光辉一样，也不能完成戴笠所希望的打入中共在上海组织的任务，甚至连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这样重大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使得戴笠大为恼火，觉得在蒋介石面前丢了脸。于是，戴笠在1934 年再次改组上海区，派出吴乃宪、张师、陈质平等人组成强大阵容，接管上海区。

吴乃宪是广东琼山人、黄埔一期生，因出卖“第三党”领袖邓演达而得到戴笠的重用。戴笠把他派到上海任区长，希望通过第三党中一部分人接近中共组织的关係，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张师原为中共叛徒，对中共组织的活动特点比较熟悉，戴笠派他到上海任区书记，协助吴乃宪与中共组织开展斗争。陈质平任区督察，对吴乃宪、张师起监视作用。

吴乃宪、张师到上海后，吸取前任区长余乐醒开展反共斗争不力，因而经常挨戴笠臭骂的教训，一开始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与中共组织斗争方面，并设想和运用了不少办法，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戴笠对反共斗争的心理期望值甚高，因而始终不能令戴笠满意。特别是没有能打入中共组织内部，对中共组织造成重大破坏。戴笠为此专程到上海，召集上海区长吴乃宪、书记张师、督察陈质平以及组长一级的骨干特务到四马路杏花楼吃饭。席间，戴笠非常生气地责备吴乃宪等人说：“这样搞下去，我们的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戴笠在席间反覆强调，对中共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再要求每个特务都要不惜作出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与共产党作殊死斗争，做出与“团体”地位相称的成绩。

戴笠在这次训话后不久，又对上海区作了第三次调整。吴乃宪调任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局长。张师虽然在上海对打入中共组织内部没有做出多大贡献，但对处理中共情报颇有建树，因而调南京处本部任书记长。新调王新衡任上海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王新衡是宁波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也是中共叛徒。王新衡是一位知识型的大特务，思路敏捷，工作活跃，善于结交各方面关係。他和杜月笙关係密切，是“恆社”中最受欢迎的客人。王新衡任上海区长期间，先后收买了不少留苏的叛徒、上海青洪帮分子以及上海邮务总工会和上海工商业文化界方面的人参加特务处，受到戴笠青睐。虽然这样，王新衡在反共方面，同样不能做出使戴笠夸耀的成绩。戴笠对不能在这方面与调查科一较高低，得到蒋的高度重视，深为伤心。

综观特务处成立到抗战前夕，戴笠在反共方面能够算得上成果只有3 次。第一次是破坏中共江苏省委组织，省委负责人王克全和不少共产党员被捕。王克全被捕后，经不住戴笠的威逼利诱，叛变革命，成为戴笠手下一名凶恶的鹰犬。第二次是破获了中共党组织的“打狗队”。30 年代前期，中共地下组织曾设置“特科”行动队，专门制裁叛徒的出卖变节活动，对特务、暗探等鹰犬进行惩戒。共产党人把这些人俗称之“狗”，故又把特科行动队称为“打狗队”，外人则称之为“红色恐怖队”，简称为红队。当时，无论是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还是復兴社特务处，对“红队”既无法破获，又不能阻止他们的行动，不少叛徒、特务均死于“红队”的枪下。这期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连续三任区长（亦称驻上海特派员）被刺，结果两死一伤，弄得戴笠手下的特务们提心弔胆，草木皆兵。特务到上海，往往办完事就赶回南京，不肯在上海多住。1935 年，特务处上海区的1 个中共叛徒被“红队”

击中两枪，但未中要害。戴笠得讯后，立即设下“钓饵”，指示上海区把这个叛徒送到法租界西区偏僻处的1 家小医院进行治疗，然后选择1 家民营小报发布了一条社会新闻，故意泄露了这条消息，暗地里却指挥上海区和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