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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特务控制住通往这所医院的各个道口，进行监视。果然在第五天，两名“红队”队员再次闯入医院将这个叛徒击毙，然后特务们暗中跟踪，发现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银楼里的“红队”密点。于是，戴笠指挥侦察大队副大队长杨凤岐、大队附兼第二组长许鹏飞、大队督察兼行动组长沈醉，率领大批军警特务在法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直扑银楼，逮捕了4 名“红队”队员，并抄出手枪6 枝、子弹数十粒和现款数百元。经审讯，这几名“队员”不肯供出任何情况。不久，戴笠将他们全部押往南京处决。对于这次行动，戴笠十分得意。第三次是所谓一起“怪西人案”。事情起源于特务处湖北站逮捕了一名中共嫌疑人员，叫关兆南。戴笠派南京总处司法科法官周养浩去武汉审讯，进行劝诱说服。关兆南叛变革命，与特务处合作逮捕了上海方面的交通员陆独步，由陆独步供出其兄陆海防。又由陆海防供出第三国际中国总支部的负责人罗伦斯，化名约瑟夫?华尔敦。陆海防任华尔敦的英文秘书，每周可以见面一至两次。但陆海防每次与华尔敦见面时，均由华尔敦临时通知，而且只有两个人在场。至于华尔敦的真名、真正职务、地址以及国籍等等，陆海防均一无所知。结果华尔敦被捕后，虽然成为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但由于华尔敦面对审讯始终缄默不语，身上又没有任何证明文件，一直不能证明华尔敦的确切身份。此案也成了一件无头案。报刊上由此而称为“怪西人案”。戴笠在当初向蒋介石汇报时，为了抬高这件案子的身价，故意把约瑟夫?华尔敦说成是第三国际远东地区负责人，使得蒋介石也对这件案子寄予莫大希望。现在一无所获，蒋大骂戴笠不中用，戴笠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也把叛徒陆海防找来，拳打脚踢地大闹了一番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