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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戴笠指挥赵理君等人，利用社会上的各种关係，在申、新两报馆的职员中散布陶氏族人已经潜至上海，要找史量才报仇的消息，并借陶保骏之子的口气写信给史量才，扬言陶保骏之死是史量才串通陈英士共同谋杀的，意在吞没其父巨资等等；一时把史量才周围的形势搞得十分紧张，不少人也劝史离开上海，到外地暂避风头。

史量才得此“忠告”，于1934 年10 月6 日，带着其妻沈秋水等人坐自备汽车，前往杭州“秋水山庄”度假，对亲朋好友则只说是到杭州调养胃病。

戴笠得知史量才中计，不由得拍案叫好，立即带领史案行动组的全部人马，赶赴杭州布置。到了杭州后，异常细心的戴笠考虑到如果将史量才狙击在杭州市区，事后各方面责难起来，杭州市警察局长赵龙文首先就脱不了干係，到时候麻烦还是找到特务处头上，弄不好还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于是，戴笠三易方案，决定把狙击地点选择在杭州市所属范围以外的地区进行，并派赵理君沿沪杭公路进行勘察，最后选择在沪杭公路所经过的海宁县博爱镇翁家埠附近进行。这里不但脱离了杭州市管辖地界，地旷人稀，便于行动，而且特务处控制的杭州览桥机场就在附近，以利于就近转移接应。11 月10日，赵理君从史的汽车司机黄锦才口中得知史量才将于13 日回沪的消息，于是就向戴笠报告，加紧进行布置。

就在戴笠坐镇杭州指挥史案行动组的人员紧锣密鼓地策划杀史的部署时，天津的吉案行动组已经动了手。

1934 年11 月8 日，陈恭澍从郑恩普口中得知吉鸿昌约郑于11 月9 日下午 3 时在天津法租界交通旅馆5 楼437 房间见面。陈恭澍当即召集平津两站的行动、情报特务吕一民、王文、吴萍、杨玉珊、陈国瑞、郑恩普等人进行布置，分头行动，按时到交通旅馆守候狙击。但由于吉鸿昌临时改变计划，将会面地点改在交通旅馆对面的国民饭店，使陈恭澍在交通旅馆扑了个空。

陈恭澍是老于此道的人，他知道一个机会出现时，必须毫不放鬆地抓住，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当他在11 月9 日下午4 时差5 分时得知吉鸿昌等人肯定还没有离开国民饭店的消息，当即掉头向国民饭店扑去。先由情报特务杨玉珊和陈国瑞带着杨的外甥，装扮成夫妻到国民饭店里探路，侦获吉鸿昌等人在145 房间借打麻将掩护开会，然后指挥行动特务王文随陈国瑞衝进145 房间下手枪杀吉鸿昌。结果吉鸿昌因临时换座而只受轻伤，被随后赶来的巡捕送往法国天主教堂医院。

戴笠得报，当即向蒋报告制裁吉鸿昌经过，并由蒋指令军委会北平军分会、河北省政府用一大笔钱贿通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将吉鸿昌引渡到河北省政府，然后押解北平。

天津的一隻猛虎被擒，上海的一条蚊龙也被杀。11 月13 日下午3 时左右，史量才与妻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内侄女沈丽娟、史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以及司机黄锦才一行6 人，乘自备车从杭州“秋水山庄”出发，沿沪杭公路向上海疾驶。车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赵理君用1 辆别克车横在路中，拦下史量才的汽车。特务们一拥而上，拔枪就射，黄锦才、邓祖询当场殒命，史量才弃车逃命，被赵理君、李阿大各发1 枪，射死在公路旁的水塘里。

11 月24 日，吉鸿昌在北平东直门内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内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1934 年11 月，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无疑是个血腥恐怖的岁月。先是海宁道上的一声枪响，打破了一批抗日爱国的热血知识分子企图以新闻舆论唤醒国民的理想，后是北平陆军监狱的另一声枪响，打破了国民党内一批抗日爱国的热血军人企图以武装救国的梦想。这两次枪声，也把30 年代前期戴笠所进行的绑架暗杀活动推向高潮，巩固了他作为蒋介石身边第一杀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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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_1 反共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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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以后，蒋介石对手下的两大特务组织：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与復兴社特务处虽没有明文界定各自的业务范围，但大体上有约定俗成的分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所任用的特务大都出身于党政教育文化部门，对搞党派政治斗争及文化教育界等方面的情报比较熟悉，因此，一般涉及到这方面的情报和行动则指定由调查科去执行；而特务处隶属于復兴社系统，所任用的干部也大都是军校学生，在搞军事情报和监视军队各级将领、策反瓦解杂牌军队、排除异已势力、以及搞绑票、暗杀等一类“全武行”活动方面驾轻就熟，因此，大都指定戴笠负责这方面的行动和情报。

起初，戴笠对这一分工并无异议，也能大体按照这个分工去做。可是，戴笠渐渐发现，这个分工被调查科占了便宜，而自己则吃了亏。因为在蒋介石的既定国策中，一贯是把反共作为自己第一要务的，即使面临敌国入侵、疆土肢解的危险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蒋常说的敌国入侵只是皮肤之患，只有中共组织才是心腹之患。而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要负责对中共组织的特工活动，多年来，在陈立夫、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