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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非洲那年她15岁，对义父的好些话并没有很深的感悟。感悟随年龄而加深，也许直到义父在她面前坐化这一刻，她的感悟才到了火中涅盘的地步。依今天法庭辩论的情况，她很可能脱罪。但她现在的想法有变化--不，她不想拖延下去了，她要藉此机会把义父的主张和盘托出，把它合法化，变成社会意识的主流。至于那是否会加重自己的刑期，真的不是她关心的事。

似乎听到隔墙囚室里有脚步声，那是丈夫的囚室，莫非今晚他也失眠了？三个月来两人虽然隔墙而居，却如远隔银汉，半点儿消息也不能互通。她走到墙边，想叩击墙壁引起丈夫的注意，但看看屋角的监视镜头，微微一笑，打消了这个鲁莽的主意。看守所对她已经很优待了，她不能滥用这种优待。景栓爱她极深，但两人的婚姻能否维持下去也是疑问。要推行义父（教父）的主张，首先得把心淬硬，因为你必然得面对那“不可豁免的痛苦和死亡”，包括马医生的不幸、小雪的毁容、甚至包括孙奶奶和义父的死。但孙景栓心太软，尤其是奶奶的死几乎把他压垮了，近来他一直陷于深重的负罪感中。她不忍丈夫这样受煎熬。

那就劝他走吧，离开自己，卸下这副担子。

门上的监视孔被打开，是晚上的例行查房。女看守发现她独坐在露天室里，知道她才失去亲人，肯定很悲伤，就柔声劝道：

“这么晚了，还是休息吧。请节哀顺变。”

她平静地说：“谢谢，我这就回去睡。”

她回到那张大通铺上，仍睡不着，思绪转到小雪身上。小雪这会儿在哪儿？梅茵自己也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十岁时义父才把她接走，接到美国，在一个孤儿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所以她非常理解小雪对家庭、父母的渴望心情。现在她的愿望突然破灭，容貌又被毁，这些打击太大了，梅茵很担心她能否抗过去。

但愿薛愈很快找到她，但愿吧。

21979年非洲

梅茵十岁那年，义父在中国终于办妥繁琐的手续，把孤儿梅茵带到了美国，在她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五彩斑斓的世界。十五岁那年，义父带她到非洲旅游，在她面前又展开了另一个新世界，蛮荒、美丽、入骨的贫穷、惨烈的疫情、强悍的生命洪流这一切最终汇成她在人生观上的升华。

1979年暑假，义父带她到非洲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去看野生动物，没想到先碰上一场疫情。两人乘飞机到肯亚奈洛比的威尔逊机场，一走出通道口，就有一个四十岁的官员迎过来：

“你是亚特兰大CDC的狄克森博士吗？我是美国驻肯亚大使馆的史密斯。”

义父笑着说：“对，我是狄克森。我来这儿是一次私人性质的旅游，可没奢望受到大使馆的欢迎。”

史密斯苦笑道：“恐怕你的旅游要延期了。CDC有一封电报，委託我务必儘快转给你。”

电报上说苏丹南部的延比奥地区又发现了疫情，非常致命，那个地区已经“毁灭”了。美国CDC 和日内瓦的WHO马上会派人去，但知道狄克森博士此刻正好已经在非洲，请他先去那儿取得病毒样本。所需设备没有问题，两年前非洲第一次爆发伊波拉，狄克森也参加了医疗组，那次任务完成后设备没有带走，像针、注射器、玻片、抽样瓶、手摇离心机等，都存在附近一所比利时教会中，甚至在教会的冰箱中（那是一台以煤油作能源的冰箱，非洲的电力供应太不可靠）还存有一些伊波拉痊癒者的康復血浆。那时医疗组估计可能还会用上的，他们不幸而言中了。狄克森手中没有去苏丹的签证，问题也不大。在非洲，疫区常常横跨几个国家，因为病毒的越境是不需要护照的。医疗组常常需要临时转赴另外的国家，签证往往来不及办，他们早就有了对付这种情况的办法，有时拿一张WHO的疫菌注射黄卡就能通过海关。狄克森看完电报稍稍沉吟一会儿，对于流行病学家来说，这个工作责无旁贷，他只是在想如何安置女儿。史密斯说：

“你女儿可以留到大使馆，我负责照顾她。她是不是来看野生动物？我可以找人带她去，不会耽误她的行程。”

梅茵立即说：“爸爸，我跟你一块儿去疫区。”

狄克森还没有说话，史密斯大吃一惊：“到疫区去？黑头髮的小姑娘，你大概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那儿是地狱，连航空公司都很难往那儿发航班，因为没有驾驶员愿意去。”

梅茵没回答，看着义父。她来到美国五年，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美国少女，不过有些中国印记是去不掉的。比如，美国的小孩可以直呼父母的名字，这点她就学不来。再比如，她忘不了中国的生身父母，虽然父母死时她才两岁多。生身父母是死于鼠疫，所以她立志要做一个像义父那样有名的流行病学家。狄克森知道她的志向，沉吟一会儿说：

“好的，你随我去吧。”他对吃惊的史密斯说，“我女儿的志愿是当流行病学家，这对她是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正好我也需要一个助手。安全问题你儘管放心，其实在专家眼里，所谓的四级病毒虽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

史密斯大大地摇头，努力劝了一会儿，劝不动，只好认可。史密斯为他们办妥了机票，他们待在候机室里等下一班飞往喀土穆的航班。史密斯问狄克森，这次可能是什么疫情，是拉沙热、绿猴病、黄热病、克里米亚刚果热，还是76年新发现的伊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