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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森摇摇头：“这正是我要去干的事。不过听你刚才介绍的病情，似乎更像伊波拉。”

梅茵知道，史密斯说的几种病都是非常致命的，尤其是伊波拉，依靠空气和接触传染，在1976年萨伊的疫情中，死亡率高达90%。至今尚未研究出疫苗，没有任何治疗办法。史密斯困惑地问：

“狄克森先生，你是专家，能否告诉我，病魔为什么特别钟爱非洲这块地方？凡是欧亚有的疫病，这儿基本都有，像麻风、天花、结核、狂犬病等。更有不少新病毒是这儿独有的，像拉沙热、绿猴病病毒（註：即玛尔伯格病毒）、克里米亚刚果热、伊波拉、昏睡病等，都是一些特别凶残的病毒（註：只有昏睡病是由布氏锥虫引起）。新大陆的情况恰恰相反。发现美洲和澳洲时，土人传给移民者的病只有梅毒，是一种相对温和的病；而移民者带去的天花和流感，却对土人绝对致命，”

他举的例子都很正确，甚至少说了一条：更为凶残的爱滋病。爱滋病是1981年在美国发现的，已经确认它源于非洲。实际上，1976年在萨伊扬比库伊波拉疫区，医疗组保存了病癒者的600份血液样本，其中就有爱滋病毒，是在十年后復检时才检查出来的，狄克森差一点为此送命，不过此刻狄克森尚不知情。他的问题让狄克森思索了一会儿，说：

“我不知道。我猜测，可能因为这儿是'旧大陆'吧。这儿是人类的发祥地，很可能也是病原体的发祥地。长期的进化使病原体变得多样化。”

“这就不对了！我知道医学界有一种说法：病原体与人类的关係总体上是趋于温和化的。一方面人类会慢慢产生特异免疫力，另一方面从病原体本身来说，如果毒力过于烈性，让寄主与它们同归于尽，也没什么好处，所以在进化中，温和病原体更容易占优势。从欧亚美澳各洲天花和流感的历史变迁来看，这种说法没错。但为什么这个理论在非洲就行不通？你看，在非洲这个人类发源地，病毒反而更烈性。”

狄克森沉默了很久，老实承认：“我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专家知道的不比门外汉多。我考虑一下，看能不能给你个说得过去的答案。”

去喀土穆的乘客要进场了，史密斯最后劝了一次，说去疫区太危险，最好让梅茵留在大使馆里。梅茵只是笑着摇头，狄克森也说：“谢谢你的关心，不过还是让她去吧。”史密斯嘆息一声，拍拍梅茵的肩膀：

“好吧，祝你一种顺风，勇敢的小姑娘。我真佩服你的勇气。”

他们到了喀土穆，需要转乘飞机到恩扎拉。果然如史密斯所说，没有去那里的航班。狄克森在这方面已经有丰富的经验，找到美国驻苏丹大使馆，通过他们联繫到一架警用飞机，专程把他们送过去。去坐飞机时，狄克森悄悄对梅茵说：

“不要在驾驶员面前提疫区的事。”

梅茵看看义父，轻声问：“他们不知道是飞往疫区吗？”

“听他们的口气，大概还不知道，至少不知道疫情那么厉害。如果他们知道，可能就――”他耸耸肩，没有说下去。

梅茵觉得这件事做得似乎不够地道――欺骗不知情的驾驶员前往疫区。但义父说话时表情很平静，他觉得为了挽救疫区的千万濒死者，即使不得不说几句谎话，上帝也会原谅的。着陆时已经是黄昏。恩扎拉机场只是一段凹凸不平的柏油路，机场大厅则是马口铁皮作屋顶的简陋棚子。驾驶员同机场人员交谈几句，马上知道了疫情的惨烈，脸色变得阴沉。但这架飞机没有自动导航，只能靠肉眼飞行，所以驾驶员们必须在这儿停留一夜，这让他们格外胆战心惊。狄克森倒是暗自庆幸，这样他就可以连夜提取血液样本，粗检之后在第二天让返程飞机把样品送到美国喀土穆大使馆，再转送到 CDC作鑑定。在1979年，对伊波拉等病毒还没有更灵敏的检测手段，只能用间接免疫萤光检测验明特定的抗体，从培养的组织或细胞中分辨出某种病毒来需要时间和专业的设备。早完成一天，就可能挽救几百条人命。

驾驶员在当地的政府招待所住下，父女俩连夜赶往延比奥的医院。虽然梅茵在贫穷的中国长到十岁，但这儿入骨的贫穷仍让她瞠目。医院是一排泥土墙的茅屋，小煤油灯闪烁不定的灯光照耀着二十多个濒死的病人，都躺在泥土地面的草席上，身体僵硬，喉咙里呼噜呼噜地响着。这儿只有一个叫埃迪的医生，别的医护全部弃职逃命了。有些病人有家属陪着，更多是独自躺在草席上等死。狄克森已经看惯了疫情的惨烈，这次也感到震惊，非洲土人非常看重血缘关係，病人都能受到很好的照料，常常有一大群亲戚来医院照料病人，病人死亡后要按风俗清洗死者内臟和身体，全族人都为病人守灵，嚎啕大哭，用灰烬涂在脸上，一般要持续十几天。这种风俗常常造成疫病的大传播，过去，医疗组为了阻止亲戚们来医院，可没少费唇舌。像现在这样撂下病人孤零零地等死的情况是绝对没有的。看来，凶暴的疫病已经冲溃了非洲传统社会的基石。

埃迪是个好心场的医生，黑色捲髮，爱喝棕榈酒，生性乐观，不拘小节，能说几句简单的英语。虽然这儿的局势几乎无望，他仍然劲头十足地在各个病房里巡行着。狄克森从他这儿找到了疫情的起因――疫情是几个吃黑猩猩肉的土人引发的，但正是这所医院才造成了疫情的大传播。这儿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