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统一，这没有太大的感染力。
蒋介石的使者去广州，表示愿意为民族利益而与南方势力达成妥协。
南方同意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10月，汪精卫、孙科等左派与蒋介石、胡汉民等有派举行会谈。但是，广州政府无意让步。
他们认为，议和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南京政府把统治中国的权力移交给广州政府。胡汉民虽然代表南京政府，但在这个问题上却站在左派一边，并认为蒋介石应该离开中国。
按照蒋一贯的辞职习惯，他准备下野，但不离开中国。
接下来是无用的争吵。最后，会议决定，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
蒋介石答应等新政府一成立就立即辞职。两个会议按时在11月召开，当事实清楚地表明会议一无所获时，蒋介石便辞去了一切职务。那是在1931年12月15日。
在此前后，大约7万名大中学生涌入南京。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到来使得因日本入侵东北而引起的骚动达到了极点。
这些学生——从十二岁到十六岁不等——完全自发地在各城市开始抗议，要求马上对日宣战。他们用各种方法大声疾呼，必须把侵略者赶出去。
在一次学潮中，外交部长王宠惠博士受到重伤。11月底，大约12000名学生到达南京，并在政府大楼外宿营。他们要求见蒋介石，其它任何人都不见。
当时天气很冷，蒋介石考虑到在这种天气下停留在外24小时会把学生冻坏，于是他走到一个阳台上，向学生们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说，学生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有害的，也是无理的，他们应该回到学校去，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对付日本人。
由于寒冷和失望，这些年青人便回家了。
但是，平静是短暂的。
在学生和警察发生衝突之后，许多学生被逮捕。
不久，更多的学生从汉口来到南京。蒋介石同样地“训导”
了他们，他告诉这些学生，他们这样做会被日本人利用，12月的学潮规模更大，学潮的领导人决心也更坚定。一些来自北平的学生衝击了国民党党部和外交部。另一些学生则衝击了中央日报社大楼，捣毁了印刷厂和报馆。局势已经失去控制。
蒋介石命令南京的警备队包围了占据中央大学的学生；这些年青的造反者在军队的护送下，一小批一小批地被迫撤离了首都。
就在这时，蒋介石“下野”了。他在蒋夫人的陪同下，离开南京，乘机前往一个未公开的地方，最后，他回到了位于浙江山区的家乡。
像往常一样，蒋介石的“下野”发生了奇蹟般的作用。
1932年1月2臼，政府郑重请求蒋介石马上返回南京，就连学生也请他回去。蒋介石平静地住在山区的家里，比平时更为繁忙。政客们向蒋介石发来雪片般的电报。另外两位离任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和胡汉民——也发来电报。这些电报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急需制订“对日新政策”。
在这场日本人坚持称作“事变”的战争中，日军迅速地控制了东三省。
日本人策划了一个又一个事变，每一次都暗示着一场范围更大的战争。
日本人宣称在上海郊区的龙华机场也发生了一个类似的事件，据称一些中国人——为了方便起见，日本人没有说明这些人的身份——杀害了一个日本海员。日本领事馆随即向中国当局提出了事先拟好的一系列要求。日本舰队奉命来到这个大城市。很明显，上海面临着日本入侵的危险。
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大吃一惊，汪精卫在上海一所医院里已逐渐恢復了健康，此时他起程前往杭州，蒋介石从山上下来，与汪会谈。最后两人重归于好。这两个老对手在杭州谈了几天，接着便宣布他们要一同前往南京。1月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汪精卫继任。蒋则宣布他暂时不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他的出现无疑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此外，他不担任职务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他从前的不抗日的命令现在便可以忽视了。
28日，日军向驻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发动了军事进攻。十九路军背水一战，英勇还击。当时他们面临着来自南京的阻力，由于缺乏物质援助，供应日益短缺，他们的战斗坚持了33天，只是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他们才被迫撤退。
十九路军的指挥官是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军长。
不久他们的名字就和华盛顿及纳尔逊等人相提并论，被列入世界最伟大的民族英雄的行列。
蔡廷锴的名字成了一种香烟的牌子和其他一些货物的商标。
来自全国和海外华侨组织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涌来——大约4000万中国人捐了款——支持英勇的十九路军。
3月4日，在上海签订了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很不得人心，签订协定的人受到了学生们的猛烈抨击。
在南京的蒋介石带着一种既悲伤又酸楚的复杂感情注视着这一切：悲伤的是日本进攻中国带来了新的耻辱；酸楚的是在战争中几位英雄声誉鹊起，而他却沾不上边。
淤沪协定签定两天后，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当然的国民军总司令。他一上任就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也许他暗地里希望他们能和共产党同归于尽。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