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1年9月11日，当时他命令少帅张学良，儘可能地避免和日本人发生任何衝突。不出所料，恰恰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日本军队发动了所谓的“渖阳事变”，进攻东北。
张学良请示蒋介石：“我该怎么办？”
蒋介石的回答很明确：“为了避免这一事件的任何扩大，必须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
由于蒋介石面临着国人反对力量的不断挑战，他已就解决军事问题的顺序作出了决定：先消灭国内的反对力量，然后再对付外国侵略者。
这个决定最后註定了蒋介石自身的命运。
国民党的资料否认蒋介石使用过“不抵抗政策”一词，但是不否认蒋曾经命令少帅避免与日军衝突。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导人和自封的孙中山革命的继承者、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掠夺的斗士，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应当领导全国进行抗战。
公平他讲，他确实想抗战，但他认为这是次要目标，首要的是中国必须统一在他的领导下。
他的失算在于他使人民——这里面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及士兵——感到失望，结果他那无可争议的自诩的民族领袖的地位便受到了削弱。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应该的。
如果蒋介石当时做出另一种决定，军阀们就会抛开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在他的旗帜下。但是相反，对他的普遍不信任进一步动摇了他的统治，并且，到最后共产党人将宣布自己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国领土的真正保卫者。
在这一年的夏末和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蒋介石既无能力也不愿意弄清这一事实真相。
他所能看到的是：因为中国的分裂和弱小，它不可能抵抗训练有素的日军的进攻。他不可能认识到中国的分裂正是其力量弱小的基本原因之一，并且面对敌人的进攻可以通过爱国的号召而在他的领导下实现统一。
按照1944年至1948年担任蒋介石的秘书长的吴鼎昌的说法，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了1931年9月日军的企图，由于他错误地认为日军并不真正想占领中国的领土，所以他命令张学良撤退。
三年后，蒋介石才相信日本人确实想侵略中国而且有可能想征服中国。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原定的解决军事问题的顺序，仍然遵循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从这句话的内容上（从汉字“安”上），可以清楚地理解为平定国内形势需要动用武力。
蒋介石一直很崇拜曾国藩将军，这位将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很多中国人认为曾国藩应该首先对付当时西方列强的入侵，但这位蒋介石心目中的英雄却另有打算。蒋介石仿效了他的做法。
几年后，陈伯达（曾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笔桿子”）
在他的《蒋介石——人民公敌》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蒋个石的出路何在？”他说：“事实上，他的‘伟大导师’曾国藩早在很久以前就为他安排好了，那就是：‘与外国人讲和，与人民为敌。’”
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怎样得到这些东西。
1927年7月25日的着名的“田中备忘录”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他们的想法。
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份备忘录是赝品，但这不足以否定上述观点，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不管这位后来的日本首相田中义——是否是这个备忘录的真正作者，也不管它是不是中国人伪造的，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
据说田中义把它呈交给了日本天皇，以此作为日本征服东北和蒙古的计划。
中国人把这份备忘录散发到全国，以证明日本的侵略意图。当然大多数读者都相信这份文件是真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日本人后来所做的一切正好与这份备忘录的想法一致。
备忘录概述了东北的经济资源，主张实行“铁与血”的政策。“它还毫不掩饰地指出：“获得在满州和蒙古的实际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以贸易和商业为藉口，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
获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占有全中国的资源，我们就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
日本人一直在寻找藉口来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
1931年6月，中国人在一个军事禁区里逮捕了四个日本谍报员，日军遂以此为发动战争的藉口。中国军人在7月1日处决了这四名间谍，但是，“九·一八”事变却是蓄谋已久的。
事变发生时，少帅正在打内战，但他决不是没有力量对付日本人。事实上，他拥有40万军队，大大超过了入侵日军的数量。
但蒋介石命令禁止动用任何武力。蒋决定对日本的进攻不予抵抗。
于是，在日本入侵后的第五天，也就是9月23日，他宣布中国将求助于国际联盟。
据说蒋介石相信国联能做一些事情，对此，有人用了这样一句绝妙的讽刺：
“他没有认识到国联就像威斯敏斯特教堂一样——那里几乎是伟大的政治家们的疗养所。”
在一篇充满“爱国主义”的讲话中——如果这篇讲话能表现出更大的决心，它就更有份量了——蒋介石号召全体人民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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