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至少做了一件事。
由于害怕武装抵抗，它至少宣布了抵制进口日货。这个运动得到了商人和普通消费者的普遍响应。
1931年9月至12月，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只相当于平时的六分之一。
但是，不管这个经济抵制政策执行得多么好，它都不能遏制日本人的进攻。
1931年的水灾更是帮了日本人的大忙，这场水灾使得一些地方军事长官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援助东北守军的努力成为泡影。同时也显示了中央政府减轻人民苦难的重要性。
习惯上被称为“老百姓”的普通人民在这年的洪水和灾荒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暴雨之后，决堤而出的长江与汉江会合，大片土地被淹没。汉口的街道也曾一度被水淹没。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大约200万人被淹死。在这种“雨天”里，所有的村庄被吞没，只有数万家庭获救。洪水退后，痢疾、饥荒和霍乱开始流行。
在这场灾难中，许多人对“民生主义”的现状感到困惑不解，而国民党曾宣誓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当成千上万的人民死于非命的时候，国民党的政客们却在为职位和权力争执不休。
新兴的知识分子认为蒋介石拒绝抗日，因此开始反对蒋及其同僚们，广大农民不明白政治的复杂性，他们只了解政府的冷漠无情，因此毫不犹豫地拥护毛泽东，他似乎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
带着帝国军人特有的狂做自大，日本人不断地给中国增加困难。
1932年2月18日，他们宣布“满洲国”独立，它包括东三省和热河，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他们立傅仪为傀儡皇帝。
这个年青人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皇宫，他不喜欢中国人，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人的请求下，他从天津日本祖界的住所出发，搭乘日本轮船前往满洲的“皇宫”。两年后，他从日本人手里接过了“皇位”。
大约是在溥仪到达满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1931年11月7日，他们通过了一个临时宪法，宣布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大约成立了五个类似的政权。
苏维埃政权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周恩来和朱德是毛的主要助手。和往常一样，蒋介石更担心的是共产党的活动而不是日本人的入侵。他决定亲自指挥反共战争。
这场战争在此前后都被称为“剿匪战役”。这个贬称是有意的混淆。
蒋介石的唯一想法是一举歼灭共产党。在6月9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命令军队开始行动。在湖北、河南和安徽，共产党员受到了攻击，但毛泽东在江西的苏维埃政府却未受到干扰。
政客们的争吵仍然无休无止。一个不可调解的分歧使蒋汪分道扬铺，汪提出辞职，于8月6日指责少帅要对失去东北负全部责任。他的辞职也许是无缘无故的，但这并没有难倒蒋介石。
三天后蒋威胁说，如果汪精卫不收回他的辞呈，他将再次引退。
现在轮到张学良辞职了。
“蒋介石在8月4日给汪的一封电报里，保证汪可以在华北自由活动。汪精卫是个病人，患有糖尿病和其他疾病。于是他不再提出辞职，而是请求暂时离职接受治疗。
蒋介石本人代替张学良出任华北军司令。10月22日汪精卫由上海乘船前往欧洲，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
蒋介石再次成为无可争议的政治领袖，但只限于南京，而且时间不长。
共产党人不在此列，他们从未完全臣服于他。
另一批人也开始在广州向蒋介石挑战。他们是抗击日军的英雄——十九路军。
三位抗日英雄——蔡廷锴、陈铭枢和蒋光鼐控制了政务会广州分会，它的活动独立于南京之外。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当十九路军于1932年7月到达福建时，人民狂热地欢迎他们，敬之若神。
福建的漫山遍野苍松翠柏，景色秀丽，赋予一代代诗人和画家以灵感，但是福建人民都非常贫困。欣喜若狂的老百姓欢迎十九路军的到来，希望他们能够减轻人民的艰难困苦，让人民吃饱肚子，并剷除压在人民身上的种种不平。
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十九路军是严肃地对待这些要求的。
不久他们就贴出了这样的标语：“消除所有剥削性质的赋税，解散土匪性质的省自卫军”。
十九路军中有很多革命者。其中也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共产党人。陈铭枢就是一个所谓的“第三党”的领导人，“第三党”是1927年初蒋介石夺取上海之后，在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的愤怒风暴中于1927年成立的。在最初的革命热情中，他们处决土匪（先设下诱饵，再把他们送上刑场），修造公路，废除许多额外的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保护农民免受各种负担。在无政府和混乱的年代里，这是农民们盼望已久的事。
在福建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在改革中，全部土地国有化并被公平地分配给耕种土地的人。这听起来很像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是两者有很重要的区别：孙中山的想法是使个体农民占有自己的一块土地，而福建的改革是使上地的所有权归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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