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该去见上帝。 [18] 他痛斥那些装模作样的“作家”，他们在圆亭咖啡馆（La Rotonde）之类的地方挥霍大量的时间喝酒、说闲话。海明威把写作放在第一位，此外一切都是次要的——包括哈德莉，以及他们在巴黎之旅开始两年后生下的年幼的儿子。海明威的另一个儿子帕特里克 [19] 曾说，在父亲看来，“家庭生活是成就的敌人。海明威曾说过好几次，做个好丈夫、好父亲……书评人在评论你的书时，不会（把这些）算作你的成就。” [20]

那时候，很多侨居巴黎的美国人在文学上都有类似的崇高抱负，但是海明威除了好运气、工作准则和不容忽视的才华之外，还拥有另一张别人比不了的王牌：一种特别的人格魅力。他善于交际、天资聪明、外表英俊，因而成了一个社交宠儿。他喜欢固执己见，所以会把不那么坚定的人吸引到他身边去，就像光亮吸引飞蛾一样。不过拥有这些特质，还只能算是人见人爱，不一定称得上有号召力。而海明威初次和人见面，就能唤起对方的盲目崇拜。在同辈人中有如此的吸引力，没人解释得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有人认为，他的魅力可能来自他坏坏的小聪明 [21] ，能放射出一圈让人兴奋的光环；也可能来自他那种能感染人的热情——冰镇桑赛尔白葡萄酒、英武的斗牛士，或是刚刚从塞纳河里钓上来的鱼，当场下锅油炸，都可以让他高兴不已；抑或是因为他倾听你的方式：认真、从不打岔。

“如果你知道关于玫瑰的一切，他就和你聊玫瑰，直到他学习了你所知的一切，”他的朋友约瑟夫·德莱尔（Joseph Dryer）回忆说，“他会向你鼓励地微笑，问你问题。有人能这样听你说话，真是莫大的恭维。” [22]

直到谈话结束，你可能才会发觉，其实你的那点儿见识他都知道，但他就是很少表露出来。

即使最热衷诋毁海明威的人也无法摆脱他——其中有些人即使为他的进步出了力，也对他最终的成功心怀不快。海明威早期的一位出版商把他称作“聚光灯下的小屁孩”（Limelight Kid） [23] 和“传奇的骗子”（Fabulous Phony），但是最后写回忆录时，还是花了很多篇幅写海明威。

“他让别人乐意去谈论他。”莫里·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回忆说。他是海明威在《多伦多星报》时的一位同事。 [24]

事实表明，即使是交际广泛的文学大家，也对海明威没有抵抗力——即使在他什么小说都还没有发表过的时候。到巴黎几周后，他俘获了现代主义的两位巨匠，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在众多不遗余力帮助海明威的大师中，他们是最早伸出援手的两个，可能再也没有别的作家会如此受到前辈的青睐。

“这些人初见海明威时，他们不会孤立地看待他的作品，而是同时关注作品和海明威本人。”瓦莱丽·海明威（Valerie Hemingway）说。她是海明威晚年的助手，后来成了他的儿媳。“海明威是魅力非凡的偶像，但他不是那种卖弄魅力、无所事事的人，只有当他有目标时，他才有魅力。”

这些名流把年轻的海明威邀请到自己家里去，把所知的一切传授给他，把他打造成一个小有所成的现代作家的样子，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他与他们一同喝茶、饮酒，自始至终用心看着、听着。很快，在巴黎混得最好的那些美国人，作家、编辑以及文学殿堂的“看门人”，也都纷纷把手中的资源敬奉到他的脚下。他会毫不客气地从中选取需要的，然后不作停留，继续前行。说得委婉点儿，他总是用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报答赞助者们的慷慨。

尽管有贵人相助，自己也在努力拼搏，但海明威就是无法取得突破。到了1923年，他快要被逼疯了，似乎每周都会有一篇菲茨杰拉德短篇新作问世，但就是没有人愿意发表海明威的小说。最后，巴黎几家由美国侨民经营的小出版社出版了海明威的两本小书，其中收录了他的一些诗、随笔和短篇小说。这两本小书很好地展示了他革命性的新风格，但是并没有为他赢得什么读者；实际上，它们流入市面的数量，加起来也没有超过500本。

对于读到这两本书的少数人来说，它们带来了引人入胜的一瞥，让人可以略微猜到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对那个时代的杂志来说，发表短篇小说是重要的业务；但是只要涉及出版社，畅销的长篇小说还是各方孜孜以求的圣杯。那些希望从长远角度获利的出版社，已经在私下里把海明威的未来搬上了谈判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纽约，一个美国出版商满怀希望地在一封信里写道：“海明威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可能将震动整个美国。” [25] 海明威是时候出一记险招了。

“我意识到必须写一部长篇。”海明威后来回忆说。 [26]

坦白讲，他很早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话虽如此，长篇小说可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时，海明威至少有过三次失败的尝试。第一个想法刚成形就胎死腹中；第二次倒是付诸实践了，但是稿子写到27页，就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