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 该社出版了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文学生涯中的大部分作品。“（他）为一个伟大的传统做了总结，他是浪漫主义最后的拥趸者。他是施特劳斯。” [9]

相反，海明威则是斯特拉文斯基。

“他发明了一整套全新的风格和语调，”斯克里布纳解释说，“而且他完全属于20世纪。”当时一位有名的批评家指出，海明威在写作领域的成就，相当于毕加索和立体主义流派在绘画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立体主义“原始的现代语言” [10] 相似，在海明威式的短句组成的朴实散文 [11] 出现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现代性找到了其大众创作的领袖。

《太阳照常升起》立即使海明威成了代表一代人声音、一种生活方式的标志。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前，菲茨杰拉德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那些年，小说家有一方相当大的舞台。电影还是一种相对新兴的媒体，电视尚有一二十年才会普及，阅读小说仍然是大众主要的娱乐形式。菲茨杰拉德是全美名人；他的每部新作都会遭到疯抢，人们热烈地讨论小说，就像如今大家热衷于猜测热播电视剧的结局一样。耶鲁大学的学生们蜂拥至纽黑文火车站，因为即将进站的火车上载着收录菲茨杰拉德新作的杂志。 [12]

不过，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那是腐化的、喝了过多香槟的一代人。《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了爵士时代（Jazz Age）的圣经——这个时代的诞生有一部分就要归功于菲茨杰拉德。他被看作一位敏锐的时代记录者，同时也激励了人们用生活模仿艺术：很多人根据菲茨杰拉德笔下鲜活的人物来重塑自我形象，或者直接模仿菲茨杰拉德本人和他靓丽的妻子泽尔达（Zelda）。

“司各特为这个时代定下了节奏，”多年后，泽尔达写道，“同时也定下了一个情节梗概，让它得以演绎出自己的精彩。” [13]

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全然改写了这个节奏。《太阳照常升起》告诉这一代人，也许他们并非轻浮，不如说是迷惘的一代。世界大战毁掉了每一个人，所以大家权且今朝有酒今朝醉——并且最好是醉在巴黎。在美国，高等院校欣然接受了“迷惘的一代”这一标签，这个词是海明威从格特鲁德·斯泰因那里借来的，通过自己的小说使之广为人知。《太阳照常升起》实际上成了了解当时青年文化的新指南。巴黎的旅馆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太阳照常升起》中角色的效仿者：豪爽的杰克·巴恩斯和享乐过度、对一切都感到腻烦的波莱特·阿施利夫人，突然成了流行的偶像。在此之后还有许多影响了一整代人的文化运动——垮掉的一代、X世代、千禧世代——但是没有一次像这一代的青年先锋运动一样，被赋予浓厚的浪漫色彩，它的点点光辉至今还吸引着很多人。

当年，最能代表那个时髦的迷惘世界的人，就是海明威本人了。这多亏了当时的公共宣传机器，把海明威与《太阳照常升起》一起宣传，将他推崇为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那些为海明威做营销的人明白，自己这次交了好运：某种程度上，他们拿到的是两个大有可说的故事，却只掏了一份钱。很快出版社便看出，公众对海明威本人的兴趣，与他们对海明威小说的兴趣一样高涨，而海明威和他的营销团队也很乐意满足公众。就这样，一类新式作家诞生了——头脑发达，四肢也发达，与普鲁斯特和他那些满身灰尘、离群索居的同道截然不同。 [14] 《太阳照常升起》一经出版，立即有至少一家报社指出，有一种“海明威狂热”已经在欧美两大洲横空出世。

海明威最好的推广者就是他本人。他比自己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都更有商业头脑，并且果断到近乎粗暴。1921年底他来到巴黎时年仅21岁，带着新婚妻子哈德莉。用旅法作家、海明威的好友阿奇博尔德·迈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的话说，那时海明威“在完全默默无闻的时候就已决意当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作家” [15] 。海明威并不是想一炮走红：那时他知道自己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但是对于他想达到的成就，他有着强烈的意愿，并将自己的目标精确地执行。

“（他）想做一个伟大的作家，”在海明威当时所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中，他这样评论笔下的一个人物，不过，他其实也可以这样评论自己，“他很确定自己的将来……他对此几乎怀着一种近乎神圣的感情。绝不儿戏，绝不含糊。” [16]

对于那些在巴黎初次见到海明威的人来说，他的名字可算起得十分贴切：欧内斯特（Earnest） [17] 。而最终，他展示了用不是那么崇高的写法和素材，达成他崇高目标的能力。作者和他的处女作都被一颗破釜沉舟的雄心所支配。甚至在他初到巴黎的那几周、几个月间，海明威也并没有只沉浸在巴黎的奇迹光芒中，仅满足于做城市风景的一部分。他不满足于从他侨居巴黎的美国同胞中脱颖而出，他要的是一骑绝尘。

他的工作准则在巴黎远近闻名。任何来到他常去的丁香园咖啡馆（La Closerie des Lilas），以送祝福之名在他写作时对他“瞎咧咧”的人，都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