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御膳

皇家记录上他在位期间仅仅一个月内食物上的花费，那时他才四岁。

记录白纸黑字地写明了这位“儿皇帝”、太后以及四位贵妃光是在那一个月就消耗了两吨肉和三百八十八只鸡鸭，而皇帝一个人的名下就有四百公斤的猪肉、两百四十只鸡鸭。也就是说，他每天大约要消耗十四公斤的肉食和九只鸡鸭。一个四岁的小孩啊！我在中国为了“研究”吃得最疯狂、最放肆的时候，和他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啊。不用说，这么可观的食物消耗，这么大的一个宫廷，肯定也有其他皇室成员的嘴来吃；但肯定也有大部分是被浪费掉，或者被太监们瓜分了。这些侍奉在皇上、妃子身边的人，盗用、侵吞公众物资是臭名昭著的。

和李老师一起游了博物院，满脑子幻想着早餐喝鹿尾汤，我越来越饿了。但周围什么吃的都没有。旧时御茶房的烟囱是冷冰冰的，御膳房大门紧锁、空空如也，甚至都没有为游客专设的零食摊。饿到神志涣散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小摊，窗口外摆了几张桌椅。我赶紧把沉重的背包放下来。透过开在深红宫墙上的一扇门，能看到御膳房的一端。但在这个寒风刺骨的一月午后，这小摊卖的唯一热食就是方便面：热水瓶里倒出水来一泡了事。于是我拿着皇家菜单和记载宫廷生活的书坐下，在一个一次性的塑料碗里吃起了红烧牛肉方便面。

食物在中国文化里总是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除了前面提过的食为药补，食物还涉及宗教与祭祀、爱情与亲情、生意关系往来、行贿受贿，有时甚至还跟间谍活动有关（传说十四世纪的中国人把密信藏在月饼中，组织了一场针对蒙古统治者的起义）。“民以食为天”是从古时候就代代相传的谚语。

一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巧遇一件很特别的展品：光滑的玻璃展示柜里摆着镶有祥云的纯金底座，上面的展品仿佛是一块煮熟的肥嫩五花肉；肉皮是泛着油光的棕色，毛囊清晰可见；一层层不规则的肥肉中有个地方松松地垂下来，油脂满满的样子，看着实在太好吃了，像是一块猪腩肉放在砂锅里加了酱油、米酒和糖炖了好几个小时的样子。我满嘴的口水……但展示柜上的一块标签却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提醒我，这块肉是用一块冷冰冰、硬邦邦的玉石做成的。

这块“肉形石”算是最价值连城的皇家珍宝之一，在整个中国深陷战火时被偷偷带出紫禁城。国民党当局挑选了包括这块石头在内的一些宫中珍宝，放上一辆辆卡车，深入到中国腹地。战争如火如荼时，日军的轰炸不断，珍宝的保管人们避开了战斗最白热化的地区。最后，这些宝贝都跨越海峡，被送到台湾——逃离大陆的国民党在这里建立了政府。他们说，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的长途颠簸，一路状况连连，而珍宝却每一件都毫发无损。

纯金底座上用玉石做成的一块猪肉，实在神奇。我开始想象黄金做的烤牛肉，镶着钻石、红宝石、绿宝石与珍珠，放在伦敦塔中那些珍贵华丽的王冠与权杖之中。但这太荒唐了，根本不可能。只有在中国，你才能找到能工巧匠用珍贵材料做成一块普普通通的肉，并将其作为国家至宝来展出。这仿佛是中国对待食物态度之严肃的一种隐喻，当然，严肃之中还有智慧、创意与欢乐。

在古代中国，食物不仅是享受，还是万分重大的事情，也是政府最关心的民生社稷之一。为神仙与祖先献上可以吃的祭品，是维持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必须，若忽略了这种礼仪，则一定会天下大乱。所以，根据史学家研究，公元前一千年的周朝，就有超过一半（多达两千人）朝廷官员的职责是饮食相关的，其中有食医和烹人、兽人（打猎）和庖人（屠夫）、腊人（做腊肉）和鳖人（抓鳖）、醯人（制醋酿酒）和凌人（看管冰窖）；有些负责准备祭祀用品，还有的负责满足皇亲国戚们的口腹之欲。

皇权的象征是鼎，做献祭用肉食的大锅。那些遥远的中国历史上，贵族可以拥有的鼎的数量要看他的品阶有多高。要是在一场战事中谁的鼎被偷了，他就没有兵权了。作为祭祀用的鼎是青铜铸造的，上面装饰着几何图案，是仪式的重中之重。直到现在，这些独特的大锅也是中华文明最有力的象征：一九九六年，上海博物馆盛大揭幕，整个建筑的造型就是一个鼎。

先贤们总用调味烹煮来类比治国的艺术：要平衡各种味道，比如醋与腌肉、盐和酸梅，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的和谐。“宰夫和之，”两千多年前，政治家晏子撰文道，“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 (1)

其他圣贤也巧借烹饪饮食来提出严肃的建议。道家先贤、《道德经》的作者老子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而公元前五世纪的孔子不仅生活上各个方面十分讲究，饮食习惯也是极尽繁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恶臭，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 (2) 在中国，知不知道怎么吃得对、吃得好，往往代表了懂不懂生活。

帝王的皇权天赐，而其第一职责就是确保填饱子民们的肚子。如果发生干旱、欠收、饥荒等灾害，说明神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