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味蕾也是相当挑剔，轮职各地的过程中，他们的口味不断变化，并命令自己的私厨创新进步。于是乎，融合了各个地区味道与烹饪艺术的私家菜系应运而生：有些菜系名扬天下，一直传承延续到今天，比如北京饭店有家“谭家菜馆”，做的就是“谭家菜”。
皇上本人一天主要吃两顿：大上午的早膳和下午一点左右所谓的“晚膳”。到傍晚六点左右，他会吃个“晚点”（晚上的点心）。上灶开火之前，每顿的菜单都必须通过内务府的审批，吃完后每顿的菜肴都要记录到宫廷档案当中。（嘉庆皇帝时期的档案中记录了一七九九年的一顿比较简单的早膳，是农历大年初一呈给太上皇的，上面列出了四十多道菜，包括燕窝汤、鸡、鸭、鹿尾、猪肉、蔬菜、小笼包、年糕以及“各样点心”。）御膳房负责皇上每日可观的吃食，底下还有分工明确的小厨房，比如御茶房提供非正餐时间的小吃点心，饽饽房则负责包子、馒头、糕点。
如果说皇上的日常饮食已经算铺张浪费，那国宴的规模就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了，比如嘉庆皇帝的登基大宴上，御膳房端出了一千五百五十只火锅。一七九三年，英国政府初次与中国朝廷联系，乾隆皇帝为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伯爵及其代表安排了“豪宴”。每两位客人坐一张小桌，上面摆满了“盘子和碗，一层又一层地堆叠起来，装着各式各样的食物和水果”。不管上菜还是撤菜，气氛都威严肃穆，在场的英国人将其比作“神秘的宗教仪式”。
有时候，宫里穷奢极欲的饮食习惯也会扩展到平民生活中。比如一八六四年，宫外一些来自山东的厨师和一个叫杨全仁的人一起开了家烤鸭店。烤鸭作为一道菜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但传统做法是把鸭子放进一只焖炉，下面烧着火来烤。而杨全仁把御膳房的烘烤技术介绍给了京城百姓：果木烧火、鸭子挂炉，这样烤出来的鸭皮更脆、更美味。他这家叫做“全聚德”的烤鸭店成为国家的标杆，今日扬名世界的“北京烤鸭”就出自这里。
那年一月在北京，我赋予了自己一项使命，就是去寻找紫禁城旧时的老厨房。我去了很多次。在午门外买了门票，走过某一重宫门：在高高的红墙之下，这门看着就像个老鼠洞。头几次去，我几乎都在探索宏伟的大殿，那无数的长街通衢、那寂寂无人的宽大院落，让我流连、让我迷失。
我地图上标出的御膳房就在外庭东边，但等终于找到那两排琉璃瓦屋顶的狭长建筑时，却发现这里是紫禁城的禁地，不对外开放。犹豫了一会儿，好奇心战胜了一切，我不管门口的标识，从一扇门溜了进去。保安要么是没看见我，要么是懒得管我。然而，我最终还是没能进入厨房，因为周围都是高墙，里面的门也紧锁着。相邻的一座房子门是打开的，里面烟尘缭绕，有很多不再运作的管道，原来是锅炉房，古老的中央供暖系统的神经中枢。我走进去，却也发现此路不通。我往故宫博物院私人办公区的深处走去，和一个工作人员攀谈起来。还没回过神来，我就和一位友好亲切、知识渊博的紫禁城研究专家喝上了茶。我叫他李老师吧。李老师的办公室在一个传统四合院里，里面有些凌乱，堆满了书和学术期刊。
我们聊了会儿皇家饮食习惯，接着李老师一时兴起，大发善心，领着我去看了博物院里的皇家古董。里面有商周时期典礼用的青铜器，上面有风格相当鲜明的鸟兽；重重的大坛子，里面曾经装满黍麦稻谷，密封起来做了帝王的陪葬；还有精致的隋朝白瓷。走廊里挂着解说，介绍了皇家婚宴的仪式。李老师还跟我讲了件最有趣的事情：宫里的一些仓库从未被清理过，里面还有二十世纪早期的干货和草药，都是末代皇帝还在宫里生活时留下来的。
一九零八年十二月二日，不足三岁的溥仪登基了。从一八九八年起便掌管宫廷、权倾天下的慈禧太后，在十一月的弥留之际突然决定让他继位做皇帝。于是这个小男孩就被强行从家里拉到了宫里，置身于紫禁城孤独的宏伟辉煌之中。
这不过是个开始，他的一生都注定离奇而动荡。溥仪继位，他父亲也做了摄政王；但皇位还没坐满三年，他就于一九一二年逊位了。那之后，根据逊位协议，他还是继续住在宫里，直到十八岁时被军阀蛮横地赶了出去。流离失所的溥仪来到天津的日本租界避难。一九三四年，他在满洲北部日本成立的“伪满洲国”做了傀儡皇帝：这是注定没有善终的勾结，导致二战结束时他被贴上了“战犯”的标签。战争结束了，他在西伯利亚一座监狱里坐了五年牢；然后在一九五零年坐火车回到中国，又坐了十年牢，接受劳动和意识形态教化的改造。一九五九年，共产党政府正式宣布溥仪刑满释放。他的后半生都是北京城里的一位普通市民，先是做园丁，后来当了皇家档案的研究员。
溥仪在自传中批判了旧时朝廷的奢侈浪费，说民国当局纵容以他为首的一伙人“照旧摆着排场，按原来标准过着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费着人民的血汗”。不过，他这本自传是被审查过的，新政府显然是想要突出清朝和后来国民政府的铺张浪费。
但是，真的有必要突出和夸张吗？溥仪书中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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