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个皇帝，委托给他的权力“过期”了。所以每年春天皇上都要在先农坛亲自耕种一亩三分地，每年冬至他会斋戒三日，然后举行祭天大典。这是一年中最庄严隆重的宗教仪式，在北京东南的天坛举行，每次大典会在那里的宰牲亭宰杀一头小公牛、一只羊、一头猪和一只鹿。接着皇帝登上神圣的圜丘坛，向上天献祭美酒与食物，并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虔诚磕头。
后帝国时代，紫禁城能提供的最好食物好像就是方便面了。但我也听说了有家北京餐馆，是专门做宫廷菜的。一天晚上，我拉着也是住在帝都的四川朋友洵陪我去那儿吃晚饭。
温柔的风吹得树叶沙沙响，我们穿过大红门，走过石拱桥，进了北海公园。夜色中的北海荡起一圈圈涟漪，周围点着一圈红灯笼。我们走过一条弯曲的柱廊，抬头的屋顶上有色彩鲜艳的椽木，放眼望去就是静静摆荡的湖水。很快仿膳饭庄那宏伟的大门就在召唤我们了。我们与面相威严的石狮子擦肩而过，穿过一个铺了石板路、挂了红灯笼、冷飕飕的四合院，进入餐厅。一切都沉浸在模糊的黄金色微光中，像个幻梦。桌子上铺着黄色桌布，摆着黄色的盘子和碗，后面是黄色的窗帘。女服务员身穿黄色的刺绣袍子端着托盘，上面是黄色的茶碗。金色的柱子上金龙盘绕，颜色鲜艳的天花板上也是神龙腾飞。旧式的灯笼周围垂着黄色的穗子。这金色的一切仿佛是在为远去的帝国招魂，实在太震撼了。（“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溥仪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
仿膳饭庄是专门做中国宫廷菜的，特别注重那些从满汉全席的代表菜品中衍生而来的菜。溥仪仓皇离开紫禁城后，有四五个过去的宫廷厨师合伙开了这家饭庄。当时是在北海的北端，出这个主意的是原来宫里的一个太监赵仁斋。“那时候根本没有菜谱这种东西，大多数厨师都是文盲，”经理汪涛告诉我们，“所以一切的记忆都是一代代口口相传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大概十年的时间，这个地方都不对外开放，不过还是会接待政府内部人士的，后来就开始接待重要的国宾，一九八九年又重新对外开放了。所以，虽然原来那些创始人厨师都去世了，我们教学和传统的这个链条没断，还是能一直追溯到紫禁城的。”
上菜了，我和洵的面前摆上了一系列精致的宫廷开胃菜：有小块小块的豌豆黄，在舌尖上留下微妙而幽凉的甜味；有芸豆卷，糖渍芸豆里面塞了红豆沙和碾碎的芝麻；还有冷盘的肉与蔬菜。自然，接下来就是一道道相当华丽的美味佳肴了：罐焖鱼翅、葱扒驼掌、（鳖）裙边、海参和鲍鱼。有的风味小吃是特别受皇室成员喜爱的，比如肉末烧饼。据说慈禧太后一天晚上梦到这道小吃，结果第二天早膳就吃到了，“龙”颜大悦。小窝窝头也跟慈禧有关：一九零零年义和团起义后，她逃到西安，一个农民给了她些小窝窝头，她吃得香极了。回到北京以后，御厨们又以更精妙的手法对此民间小吃进行了再创作。
很遗憾，我和洵没有三天三夜的时间体验完整的满汉全席，所以只好细细品味眼前这仅有的十七道左右的菜肴和小吃。那天晚上饭吃完后，我们几乎要迷失在这一片黄色当中，甚至深深陶醉在这宫廷菜的用餐体验里。但我当然清楚，仿膳饭庄的菜和北京真正的大众饮食文化关系不大，正如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之于伦敦贫穷地区清洁工的饮食。反正我都在中国首都了，自然想要体验最接地气的当地饮食。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告诉过我，要是真想尝尝北京的街头小吃，那一定要吃卤煮火烧：不全面地说，就是“烧饼泡在汤里”。他警告我说，胆子小是吃不成这东西的，我听了只是云淡风轻地一笑。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寻觅卤煮火烧。一个严寒的早上，我在紫禁城东墙根儿的胡同里游荡，无意中碰到一家破旧的小食店，店门口支着个牌子写着这道菜和其他北京小吃。我忙不迭地走进去，拿出通常那种虚张声势的劲儿，请老板给我上店里最招牌的特色菜——我几乎立刻就后悔了这个决定。
我也是在饮食上冒险无数回的人了，真要说特别不爱吃的，只有一种，就是猪和其他大型动物的消化系统。肚条和肥肠我吃了多次，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偏见了，吃的时候也怀着非常开明的心态，但还是觉得讨厌。口感没有任何问题，让我恶心的是那种隐隐的臭味，就是胃酸一样隐秘而强烈的恶臭，管你加多少大蒜和香菜都不能驱散。吃了这些东西，会搅动我内心深处一种本能的焦虑，说不清道不明。
北京那个寒冷刺骨的清晨，小食店情绪高昂的店员端来店里最棒的招牌菜放在桌上。内脏的恶臭随着热气升腾席卷而来，将我吞没。我面前摆的这一溜，大概会出现在我关于食物最可怕的梦魇中：羊的胃切成细丝，纠缠在一起，配上麻酱 (3) ；猪肝与猪大肠混合在黏糊糊的浓油赤酱中 (4) ；羊的肝、肚、心、肺和肠混在一起，变成一碗灰蒙蒙的羊杂汤。最让人生畏的便是这场“大宴”的中心——卤煮火烧，我的一本英文中餐谱中将其介绍为“Boiled pig's entrails with cake bits”（煮沸的猪内脏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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