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男孩们和女孩们

的一场及时雨，灌溉了干渴龟裂的大地。当他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之时，生活重启了，一切突然之间步入正轨，充满了意义。看来，不公也是可以被纠正的，如同骨折可以治愈，世界可以得到改良，变得适合尼古拉·斯捷潘诺夫这样的人居住。每个人生来便有权拥有土地和工作；无穷无尽的、期待已久的知识正等待着青年工人，一如图书馆书架上摆放整齐的书籍。

关怀备至的新生活以报纸标题和党的法令作为自己的语言，其所承诺的一切均与科利亚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如今不必脱产便可掌握最重要的男性技能——学会正确使用武器，了解军团如何指挥调动，本地的车间是为谁运转的。别热茨克机械厂被改作了兵工厂，夜以继日地为年轻的共和国生产比面包更加紧要的东西——柯尔特左轮手枪和俄式步枪、掷弹器、卡宾枪和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后来，充满火药味的生产领域逐渐拓宽，从犁到咖啡磨豆机一类的和平产品陆续增多，但自不待言，对于这里的工人来说，最重要的仍是捍卫在斗争中得到的。科利亚已经做到了工厂委员会的书记，这个机构是管理机关和工会的混合体，全权负责从工资发放到物资采购的一应事宜。在必要的情况下，委员会还有权召集熟悉野战和巷战的工人突击队拿起武器。

周围形势并不明朗。周边农村——诸如扎尔基的农民们，不愿意和新兴政权分享自己积攒的粮食，不知好歹地将粮食私藏起来，对政府的明确指令报以抵触和敌意。村庄里四处散播着关于战争即将到来、起义不可避免的传言，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引入新的税种——猫狗税，每只狗5卢布，每只猫30戈比。农民起义在整个特维尔省风起云涌，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起义民众成千上万。在小小的县城别热茨克，三年内就爆发了不下28起。政府为镇压起义派出了新的赤卫队；赤卫队召开会议，发布决议，枪杀，活埋。战争过后，对于杀人的天然恐惧已然消退，扣动扳机变得轻而易举。武器如今随处可见，每次征收都像采蘑菇一样，动辄就是几十柄。说服农民与苏维埃合作的宣传员每次下乡都如临大敌，“腰里别着左轮手枪，经常是连插两把，口袋里还揣着手雷”。

有些时代的片段，好比盲区或者黑黢黢的口袋，人们在里面挣扎，分不清彼此，为各自的正义义愤填膺。新政权与敌视其存在的、异己的农村发生了强烈对峙，后者既不听前者号召，亦不听前者命令，在自己那数百年未曾改变的世界中辗转反侧。这种对峙的结局原本尚未可知，但农村率先妥协了，由此导致了其毁灭的开端。

税收征缴由专门成立的征粮队负责，农村人对其畏若末日审判，他们会翻出所有的存粮，将家里搜个底朝天，抢走最后一粒粮食。无法接受的村社企图抵抗，千方百计将征粮队赶走：从阁楼里朝队员打黑枪，出其不意地暴起杀人，甚至还试过抢粮食收集站。农村人拿着木头橛子和斧头上街示威，要求放粮，红军战士像被放开锁链的猛犬一样朝示威者扑过去，示威人群立刻就被驱散了。

懂射击和队列行进的人手不够，尼古拉这样的人正好派上了用场，他们被新政权焐热了，在其中看到了新的公正，愿意为其献身。正是在此地附近，年仅十六岁的尼古拉（换作现在他连酒都买不到）加入了苏联别动队。家里没有留下任何能够佐证这段经历的文件或照片，但其实也并不需要，小腹和后背上子弹贯穿留下的可怕伤疤胜过一切证据。

别动队的方便之处在于，其构成类似于志愿军。这是一个庞大的军事化组织，1922年拥有60万名战士，弹药配给充足，枪随时随地带在身边——火炉后面、床底下，但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员并非职业军人。别动队是必要时才临时组建的机动军团，是苏联“大军营理念”的现实体现：每一位苏联公民，无论在机床旁还是餐桌旁，都时刻准备着挺身而出，保卫社会主义政权。别动队拥有自己的制服和章程，总是作为精锐部队被派遣到热点地区，但与工农红军总有些格格不入，大概是因为他们往兵役中注入了过多不必要的激情。不过，加入别动队不像普通军队那么麻烦，只要年满十六岁，立马就能领到一支驳壳枪。

在硝烟依旧弥漫的边远郊区，别动队跟其他部队一样战斗，但在中部省城就另当别论了，那里的阶级敌人都十分擅长伪装，有时假扮成水井旁老实巴交的老汉，有时装成自己的亲娘舅，有时干脆就是自己本人。那些控诉别动队恶行——有时是在本村，有时是在邻村——的传闻，幽灵般充斥了这些地方的历史。祖父直到1922年才成为其中一员，当时反抗的浪潮已经开始消退，至1924年4月，别动队遵照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决议解散。尼古拉·斯捷潘诺夫当时还未满十八周岁，关于这两年间的所见所为，他绝口不提。每次在澡堂露出自己的伤疤，被人问起时，他总说是被人用草叉捅的，在征粮队的时候，然后便岔开话题。在他的记忆中到底有什么，我不知道。在调查表格的“社会出身”一栏，这位两代农民之后总会填写——“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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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小时候，每天清早醒来，总能看见在蔚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