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男孩们和女孩们

的、愈发耀眼的晨曦中，他的父亲正在做俯卧撑，抓举那对沉甸甸的黑色壶铃，俯在脸盆上朝脸上撩水，然后一脸肥皂泡沫地站在镜子前，皮鞋擦得锃明瓦亮，军装衬衫熨烫平整，整个人显得如此挺拔、英俊。

在我们这个相貌平平的家族，祖父是绝无仅有的一位美男子，这种美，正是那种“海员式的、军人式的、最地道的、最坚韧不拔的男性英雄主义之美”，按照茨维塔耶娃笔下女主人公的说法，能让三个村庄为之神魂颠倒。尼古拉·斯捷潘诺夫小时候的照片没有留存下来，大概也从未有过。在我所知道的最早的照片上，他已经二十岁了，戴着鸭舌帽，系着领带，当时头发还没剃光，也还没穿上军装，但已经能够明显看出，他属于至20世纪40年代末已销声匿迹的那一代苏联梦想者，他们怀揣着狂热的梦想，甘愿做祖国需要他们做的一切，梦想着建成花园城市并亲自在其中漫步。我不仅能在那个年代的肖像中认出他们——头戴鸭舌帽，身穿皮夹克、军大衣，整个人如同铜浇铁铸，脸上流露出经多见广的神情——还能在后来由那些对父辈崇拜不已的子辈们拍摄的影片中。

人们愿意记住他们年轻时那种为革命而生的样子，仿佛年龄或者炽热能让人将曾经的一切视同儿戏，那些被他们杀死的人，那些将会杀死他们的人，都会从道旁的尘土中站起来，从公共坟墓中钻出来，整理好头发，回归各自的事业。军事委员会、乡级党组织和贫农会、工农红军刑侦处和指战员昂首走在焕然一新的土地上，像是土地对他们有所承诺似的，似乎一切工作都是好的。对于警察、“条子”的永恒轻蔑暂时消退了。在故纸堆里有几张照片，特维尔的女图书管理员们在镜头前跟她们亲爱的教官们——负责押解犯人的押送队员们一起摆着姿势。年轻的姑娘们面容严肃，单膝跪地，将步枪抵在肩窝，向前瞄准。其中一个正是我的祖母朵拉，她是来这座大城市读书的。

朵拉的父母，扎尔曼和索尼娅·阿克塞尔罗德，是从涅韦尔郊外某地来的。关于他们我所知道的全部，便是扎尔曼做过肥皂，还按照神奇配方做过冰激凌，并在勒热夫市大受欢迎。他们一共有六个子女，彼此间团结友爱，无一例外都是当地党支部的成员。父亲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在精神上拒绝任何新事物，每晚8点准时上床睡觉，家里全部门窗一一锁好，以免子女们溜出门去。子女们在阁楼窗户旁蹲上一两个小时，然后一个一个，像剥豌豆一样，顺着梯子爬下楼，跑去参加共青团集会。听那里的人说国家需要图书管理员，朵拉便来到了特维尔。

她又听说一所学校需要筹备图书基金，便找到学校，直接去找新上任的校长。教员休息室里没人，她就来到历史教研室，走到门口，停住了：朵拉身材娇小，大概在与她视线平齐处晃动着一双高筒皮靴，锃明瓦亮，一个高个子男人正站在课桌上换灯泡。就这样，我的祖父母相识了，从那以后，这对同龄人便再没有分开过。祖父教历史和社会学，在村里小学带四个年级，当地党校另带两个年级，直到后来“因参加红军”才辞去教职。

但即便在那里，人民权力的正中央，仍有些不大顺遂。能够被视作毕生事业、赋予生命以合理意义的东西，似乎又一次从祖父身边溜走了，根正苗红的无产者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仿佛变成了旧制度之下的“多余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最大限度地为自己的祖国效力。无论是如饥似渴阅读的书籍，还是心爱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又或是在遥远的远东卫戍部队的军官职务本身，都无法彻底吹散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斯捷潘诺夫一家极少与人往来，跟邻居也是近而不亲，很少有人来这位部队政委家做客串门。

可要知道，我再重申一遍：他长得多么漂亮啊！他为人耿直，从不拐弯抹角，手势简洁，言简意赅，剃得精光的脸颊上嵌着一个小酒窝。他身上充满着由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灌输的骑士精神，但这种骑士精神在新近迁入一万人口的阿尔乔姆市却不大相宜。好在最初一段时间并没有闹出太大的动静，发生改变的只有军营和朵拉主管的图书馆。等到第七年，灾祸降临了。

在我们那个一向习惯于将外部世界的惊天巨变归结为凡人体量的家族内部，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一切过错全在祖父的大姐——纳杰日塔。她早就进入了苏维埃共和国驻柏林全权代表处，还从那儿给弟弟寄来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眼下，她正沿着没有顶点的党内阶梯继续攀升，已经在西伯利亚又或是乌拉尔领导一整个边疆区。她从那儿，据说，给祖父寄来了一件极其危险的礼物——一把手枪，而祖父竟鬼使神差地收下了。这恰恰构成了1938年祖父被指控的罪证之一。他的女儿加利娅忘不了最后一个幸福的夏季，她怎样独自一人穿过一片广袤的黑麦田去取报纸，父亲的某位同志怎样不依不饶地盘问她这个一年级的小学生，问她的父亲有没有《列宁选集》第十卷。

至1938年，后来被称作“大清洗”的运动已经顶到了天花板，没法再高了；劳改营的规模已经容不下犯人数量，索性就不再以“劳改”作为伪装，而变成了赤裸裸的清除，首当其冲的便是军官们，从中揪出了成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