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男孩们和女孩们

人的指引下，穿街过巷，最后停在了一栋低矮的房子前，房子和周围的房子一模一样，毫无特别之处。一楼冷冷清清，没有人住，他们上到二楼。女主人应声开了门，却堵在门口不让进，质问你们是谁，来这儿干什么，我们从战争年代起就住在这儿了。但我的爷爷，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却用指挥官的严肃语气声明，他们并不打算争夺房产。女人将信将疑，却不再说话了。爷爷走进屋，在低矮的天花板下站了几分钟，四下打量了一番，对爸爸说，可以走了。他们便重新坐上摩托车，返回了莫斯科。

距离别热茨克以北20公里处，有座古城别热茨基维尔赫，曾是伊凡雷帝幼子德米特里王子的封地。后者九岁便夭折了，在1591年的一个五月天，彼时，那座角锥形的小钟楼已经建成十年。等到我们去的时候，钟楼还好好的，仿佛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座四四方方、覆满水藻的池塘就在钟楼后面。钟楼本来有一扇面向池塘的方形窗户，后来窗洞被迫封死了，因为总有人趁醉跳窗户偷东西。原先的小教堂已经没有了，被拆掉了。

“那些钻进来偷圣像的人，后来都没得好下场，”一位老太婆坐在已充做教堂的钟楼里的蜡烛箱前，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他们开着两辆车，‘砰！’，撞到了一起，一个不剩，全死了。”在曾经令小城引以为豪的二十多座教堂中间，完好如初的只剩下三四座，其余的都是半坍塌或重建过的，早就充当了仓库或车库，如今只能依稀辨别出轮廓。但教堂的自由精神却感染了周边所有的植被，它们爬满了城市的角角落落，将自己的体量膨胀到了极限：牛蒡叶跟摊开的报纸一样大，或蓝或粉的羽扁豆遍地都是，将画风变得欢快活泼。圣诞广场（那里原先有座大教堂，我爷爷就是在那里受的洗）如今已经更名为胜利广场，整个变成了一洼深水，四周围着密草。原先那座带有八个侧祭坛的宏伟教堂建于18世纪，“祭坛供桌上由十六根圆柱撑起的宝盖精美绝伦”，但在革命时期却连同圣像画惨遭破坏，教堂被改作了缝纫机厂。如今，这栋被砍去头颅、窗户张着大嘴的古建筑，同样沦为了羽扁豆和一人多高的白芷伞盖的天下。

我们沿着先后三次易名的街道向下：早先资本主义的“圣诞大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叫做“公民大街”，后来又一度以布尔什维克党人丘多夫的名字命名。这里的拐角处有一栋一成未变的建筑，20世纪20年代住过一位小男孩廖武什卡（列夫），两位诗人之子。小男孩的父亲——尼古拉·古米廖夫于1921年被枪决，当时他才七岁；小男孩的母亲——安娜·阿赫玛托娃住在圣彼得堡，小男孩住在别热茨克，由他的奶奶安娜·伊万诺夫娜·古米廖娃抚养，他的妈妈总共只来看过他两次。这栋小楼分上下两层，和周围的建筑一样，围墙里面是一个小菜园，安娜·伊万诺夫娜曾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房子带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们可以在里面散步。”距离这栋房子几百米远，似乎曾经住过我的族人，那些长满爬山虎的房子里的任何一栋都有可能是我们家的祖产。在那个1921年，尼古拉·斯捷潘诺夫——铁匠的学徒刚刚出师；列夫·古米廖夫上了苏联的学校，那里，据他后来说，令他饱受折磨。

除了通往绕不开的集市广场的路上的尘土和牛蒡，两个小男孩之间不会有任何共有之物——若非那座图书馆的存在。据历史学家列夫·古米廖夫在晚年回忆，那里“满是托马斯·马因·里德、库柏 [4] 、儒勒·凡尔纳、威尔斯 [5] 以及众多其他有趣的作家的书籍”。图书馆是面向所有人开放的。那里有各个年龄段的男孩子们喜爱的书籍——“大仲马、柯南·道尔、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在那座图书馆里，互不相识的两个小男孩也许从同一列书架上取下过同一本书，其中一个从小便被卷进了大历史的漩涡，另一个——我的爷爷也梦想如此，但幸运的是，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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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一生需要从无数碎片中拼凑出来，包括几个断断续续的故事，几本工作履历登记簿，几本军人身份证和几张照片。其中最为详尽的是1927年开具的一份工作清单，上面标注着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斯捷潘诺夫的民族——大俄罗斯族，职业——家具匠，受教育程度——别热茨克农村学校三年级（其他文件上写的是四年级），首次工作地点及工种——在别热茨克和扎尔基当牛倌儿。

1922年，刚满十六岁，他入了一家私人铁匠铺，但没待多久，也就一两个月。自同年十一月起，他便开始在机械厂当家具匠学徒，并且在那里（也是十六岁那年）加入了于1918年创立的、作为共产党员预备队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八岁那年，他便当选为机械厂下设的金属工人委员会书记，十九岁又被派去特维尔省委党校进修。

这简直令人不敢想象；时间倒退，回到那个一穷二白的原点：烈日炎炎的正午，小男孩科利亚拽着妈妈的衣角，从一家院子走到另一家院子，推开一扇又一扇木门，妈妈嘴上不住地说着“看在基督的分上”，而小男孩则窘迫地看着脚下龟裂的地面。祖父大概是家族中唯一的一个，革命之于他如同七月酷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