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男孩们和女孩们

他们当时的生活是这样的：母亲带着两女一儿住在别热茨克，这个小县城在斯捷潘诺夫一家人看来已经差不多是首都了，尽管街道仍圈着围墙，偶尔还会有母牛在街头闲逛；毕竟，在他们的老家扎尔基村，除了这些景象之外看不见别的，而在这里居然还有石头房子和数不过来的教堂、修道院。孩子们的父亲，格里戈里·斯捷潘诺维奇总不在家，经常往返彼得堡——他在那里的一家工厂上班，具体是什么工厂没人知道。他们过得和所有人一样，本本分分，也不怎么受穷；孩子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读书识字，大女儿纳杰日塔脑瓜灵，会说话，喜欢上学，城里刚好有女子中学，家里人很认真地做了打算。科利亚是1906年出生的，姐姐玛莎比他早一年。后来他经常回忆起姐弟二人大热天在莫洛加河畔一起读小说的往事：惊险刺激的《两个小野人》 [1] 啦，托马斯·马因·里德 [2] 啦，沃尔特·司各特 [3] 啦。

工厂传来噩耗，父亲不慎被机器咬掉了一条胳膊，而且是右胳膊，用来工作的那条。从此以后，他便永远地回到了别热茨克。工厂主付给他这位失去劳动能力的高级技工一大笔赔偿金，具体数目没人知道，只知道他们用这笔钱买了母牛佐尔卡，买了一栋石头屋顶的新房子，甚至还供纳杰日塔上了女子中学。但后来，在慢慢袭来的空虚中，格里戈里抑郁成疾，开始疯狂酗酒。又过了几年，等到他下葬时，母牛和房子都已经不再属于斯捷潘诺夫一家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据说，城里有户贵族对纳杰日塔视若己出，为她支付了一切必要的书本和校服费用。家里其他人却没有得到资助，在黑窟窿般的贫穷里越陷越深。

我还记得，科利亚爷爷总是坐在那架沉默的钢琴旁和我妈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这些没完没了的谈话中的部分内容我至今仍能一字不差地还原，倒不是我当时听得有多么认真，只是那些车轱辘话重复了不下数十遍，也就只有妈妈那样的耐心才能不让讲述者觉察到，听众耳朵里已经磨出了茧子。故事颠来倒去总是同一个，随着爷爷的健忘症日益加重，他对于发生在孤苦伶仃的童年与妻子亡故之间的一切越发淡漠，而妻子的亡故让他感觉久远的被遗弃感又回来了，让他重新变得孤苦伶仃。

令他念念不忘的，同时也是我们家族衰落的谷底，是他和妈妈沦落到了要饭的田地。妈妈用粗麻布缝了一个布袋，用来接受施舍，就这样，娘俩相互搀扶着，顶着大太阳，挨家挨户去敲人家低矮的窗户。他们有时也会去教堂门口，等待日祷结束，伸出手去，任由祈祷者在掌上撒落三两小钱。这种无以复加的羞辱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一生；接下来的讲述便混乱了，前言不搭后语了。他从家里跑出来，开始在街头流浪，夜里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机车库，废弃的空宅，甚至还在几口来历不明的大缸里睡过。后来他回来了——家里人离了他过不下去。十四岁那年他就开始做工赚钱：帮人放牛，给铁匠打下手。妈妈曾经想过回扎尔基老家去，但在那里同样无依无靠。

在我自己十二岁时，不知为何，对于流浪儿和低龄违法者的命运极其关注，我狼吞虎咽地阅读安东·马卡连柯的著作，这位苏联教育家在20世纪20年代创建了示范性的儿童劳动公社，将那些问题儿童全部改造成了优秀的共青团员。不过，我倒是更喜欢那些小主人公原来的样子，这大概源自我本人对色彩斑斓的有趣人生的憧憬。我凑到科利亚爷爷跟前问东问西，却发现爷爷根本没什么好跟我分享的，他不愿意回想起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岁月，对我的苦苦哀求始终报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郁和厌恶。唯独有一次，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他终于给我唱了那首《被遗忘被抛弃》，那首当年响彻所有列车车厢和吐满瓜子壳的偏僻小站的流行歌曲。

那一幕令我毕生难忘。科利亚爷爷用出人意料的男高音突然开唱，闭着眼睛，身子微微晃动着，仿佛跌跌撞撞走在一条深不见底的漆黑隧道里。至于我，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仿佛根本不是应我的请求才唱的。爷爷唱出来的那通俗而简单的旋律我闻所未闻，那里面既没有壮烈的情怀，也没有浪漫的气息，只有簌簌的恐惧，仿佛某个异常古老的东西钻出了黑暗，四下扩散，站到了房间正中。那首歌本来就是一首哀歌，讲述一位流落异乡的小男孩和他那座孤零零的坟丘，旋律中带着柔情，仿佛那小男孩就是自己的亲人。但无论在歌词中，还是在爷爷的声音里，全无一丝生气，仿佛爷爷突然钻进了人世生活的彼岸，那里的一切已经失去意义，全无所谓了。一股死亡的寒气从里面渗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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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爷爷突然决定回老城一趟，看看它的变化。接下来的事情就很像一部苏联晚期的电影了：我的爸爸和他年届古稀的老父亲——老人的脸像要过节一样刮得精光——从餐桌旁站起身，走到院中，骑上摩托车；老人环臂抱住中年人，后者踩动油门，一路不停地沿着特维尔州坑坑洼洼的公路骑行近三百公里，天黑找地方过了一夜，翌日凌晨抵达目的地。他们没有浪费时间参观景点，而是在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