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儿童房来的廖尼奇卡

十一月，夜半。这个点的电话铃声总会令人心惊肉跳，特别是当它乍响在公用住宅黑黢黢的腹地里时。公用电话机放在墙边的搁架上，焦急而执拗地等待人们披上衣服跑过去。听筒里的声音稀奇古怪，数十年之后，父亲已经很难用言语描述它了：那声音沙哑，既像吧唧嘴，又像沟渠流水，说道：“孩子他姥爷要去了，赶紧来一趟。”父母便去了。房间里（具体哪个不记得了），睡着年仅两岁的我。仅仅四个月前，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妈妈的妈妈没了，年仅五十八岁。

那栋房子位于澡堂胡同，周围全是一模一样的二层小楼，在漆黑的夜里很不好找。门开了，一位穿衬裙的女士在暗弱昏黄的灯光下迅速闪到一旁。屋内是一个房间和一张床，床上，在一堆被褥中间，躺着魁梧的外祖父，光着身子，已经断了气。遗体上覆满了蓝色斑块，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亮着。

外祖父年纪也并不大，只有六十二岁。几年前，他和妻子搬进了这栋属于他们自己的合作社住宅；外祖父建设性地参与了住宅建设，在小楼前的一长条空地上种上了丁香花，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栽了一排状如鲱鱼的钻天杨。后院也如法炮制，妈妈说，这些树木会让外祖父想起南方——他是敖德萨人嘛。如今，钻天杨环绕在小楼周围，小楼内却已人去屋空，如同藏在金字塔里面的空盒子。外祖母生前采回的一束不知名的野花蒙上了灰尘。存放着外祖父存折的那个抽屉空空如也，存折到哪儿去了，妈妈也不知道。给警察局打了几次电话询问案子进展，警方承诺调查清楚并回电，最后终于等到了唯一的一次答复：他们建议我的父母不要再继续追究此事，以免事情变得更糟。真是奇怪，怎么可能还会更糟？

那是我们家族的转折之年，家族从此失去了长者。随着外祖父母相继故去，我的母亲扮演起了牧羊人的角色，开始率领这一小群构成奇特的羊群：除了少不更事的我，还有两个九十岁的老太婆——太姥姥别佳和太姥姥萨拉，两人总是相互报以礼貌的冷漠。如今她们必须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个独子，一个独女，原本是某种保温材料，柔软可感的衬垫，放置在她们与刮着莫名其妙的穿堂风的新生活之间——却突如其来地相继去世。有人说，随着父母去世，将我们与死亡隔开的最后一道屏障便破碎了。而子女的去世对两位太姥姥的损失更甚，死亡如今从四面八方朝两位耄耋老人围堵而来。

父母心知肚明，外祖父是被人谋杀的。但没有人知道，杀人者是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在那栋不详的住宅里究竟包藏着怎样的阴谋，外祖父这样一位平和良善之人又是如何卷入其中的。不过，其实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外祖母的葬礼——公墓的家族片区近半个世纪以来头一次张开又闭合了自己的大嘴，接纳了新的住户——刚一结束，外祖父便向妈妈坦白了一桩秘密。原来，他有过另外一个女人。他请妈妈对这件事冷静看待，心平气和地讨论将来的打算。事情可以得到圆满解决：妈妈可以搬到澡堂胡同的房子里去，那里供孩子玩耍的空间比波克罗夫斯卡的公用住宅大；而外祖父和他的女友刚好可以搬到公用住宅里去。外祖父谈论这些事情的语气完全是就事论事的，连同其余的好处：他的女友现下没有工作，完全可以照顾年幼的我——她非常喜欢孩子。

这些事我是很多年后才支离破碎地听说的。而在此前，我所得到的关于外祖父母死因的回答总是和世界秩序一样一成不变，其忧郁的对称曾一度令我深感迷惑：外祖父死于肺炎，外祖母死于心衰。这两种病听上去都令人似懂非懂，因而更显得异常可怕，肺和心脏由此成了我幼小意识中最为重要的人体器官，非但足以决定生死，而且动辄便要背信弃义地发炎或衰竭。我至今仍记得那种猝不及防的惊天逆转带来的惶惑与可怖，当十七岁的我第一次听到父母向我透露事情真相时。这个故事本身便是可怕而疑窦重重的，无法提供任何答案，但最艰难的还是讲述过程本身，我的父母显然极不情愿推开那扇锈在滑轨上的铁门，露出那个向外喷吐着非人寒气的黢黑窟窿。他们无法回答我的问题，甚至于最简单的那个：那个女人是谁？他们同样一无所知。在当年的1974年8月，妈妈愤然拒绝与她见面，不愿意接纳这个挤占廖尼亚对廖利娅思念的不速之客。三个月后，廖尼亚本人也沉入了黑夜，连同他的规划，他那鞋刷毛似的胡子茬和那些忧郁、好笑的幽默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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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利娅和廖尼亚，在我脑海中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和他们的名字一样，如此完美而又平等地相互补充着。他们那不无孩子气、充斥着感叹号和省略号的通信是于1934年写下的，那时的生活还显得十分笨重而耐久，每去一趟达洽都要大动干戈，运送家具、手提饭盒、衣服箱子、煤油炉和茶炊的马车队在凌晨的莫斯科鱼贯而行，但没有一个人会觉得麻烦，仿佛理应如此。曾祖辈郑重其事的生活方式还多多少少站得住脚，尽管也出现了一些新风尚和露水鸳鸯式的偷欢。廖尼亚向廖利娅提出求婚并得到了应允，但也有一些附加条件。他们遵守了承诺，没有急于要孩子；正是青春燃烧的岁月，穿插着旅行、疗养、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