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所不知道的

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广场已经被高层建筑占据了一百年，那里先后入驻过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联邦安全局。广场上有座不大起眼的纪念碑——“索洛维茨基之石”，是从北方的索洛维茨基群岛搬运过来的一块巨石。1919年在那片群岛上建起了一座劳改营，属于苏联最早的一批，随后劳改营才逐渐多起来。

每年秋季，在规定的日子里，人们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共同的纪念活动。程序是这样的：每人会领到一张方形纸片，上面写着一位在红色恐怖年代被枪决者的姓名与职业，然后列队依次走到巨石前，高声报出纸片上的名字。这一活动会持续一整天，队伍直到黄昏仍不见缩短，尽管那时的天气往往已经很凉了。那些痛失父母、祖父母的人，交叉唤出陌生遇难者与亲人的名字。巨石旁边燃起蜡烛。去年，我年仅十岁的儿子也站在队列中间，他似乎知道自己到了哪儿，为何而来，他听着高声报出的姓名和日期，突然一把抱住父亲，失声痛哭。那个人，他说，是5月6号被杀的，在我生日那天。爸爸，为什么要这样，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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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生日真的意味着什么。比如我的外祖母廖利娅出生于5月9日，跟胜利日同一天。这个重要事实我打小就时常听人提起，几乎从我还没完全学会走路时起。妈妈喜欢回忆1945年的春天——从疏散地的回归，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礼炮，长长的宴会桌边坐满了亲人、朋友以及整栋公共住宅里的全体住户：所有这一切似乎是某种自然而然的结局，期盼已久的生日礼物。外祖母出生于1916年，但这并不重要，和共同的胜利一起，她的低调生日似乎也获得了最终的圆满，证明了自己的非偶然性。

外祖母与5月9日的天然联系历来是毋庸置喙的家族神话，以至于我直到不久前才突然意识到，廖利娅实际上出生于4月26日——按照当时的旧历推算。还有，她的父亲米沙（米哈伊尔）出生时是另一个名字。在家族档案中有一张毕业证书，上面写着“米赫尔·弗里德曼，药剂师专业”。无论我怎样努力查找，始终未能找到变身的那一瞬间，太姥爷何以摇身一变，变成了皮鞋锃亮、捧着托尔斯泰全集的年轻律师。我唯一知道的，是他给自己的大学生外甥的唯一建议：“要活得有趣。”——他本人做到了吗？

改名字对于那些经常变更居住地的人来说稀松平常。外祖父的父亲，穿着条纹西装的美男子弗拉基米尔·古列维奇，在文件上的本名是莫伊谢伊-武尔夫。他们是何时、又是如何扯下自己的旧皮囊，换上新皮囊的？米赫尔变成米哈伊尔几乎毫不费力，弗拉基米尔和莫伊谢伊-武尔夫似乎本来就是一回事。萨拉的长兄、阿布拉姆·金兹堡心爱的长子，后来因执意受洗而伤透了父亲的心，同样从约瑟夫改名为弗拉基米尔，好像这是时代的要求使然似的。

但还有一些姓氏，没有任何人更改过，一直延续至今。金兹堡氏和古列维奇氏，来自波兰和巴伐利亚的遥远城市的人们，坚守着自己的姓氏，如同背着装有一切财物的背囊。我们家的姓氏——斯捷潘诺夫/斯捷潘诺娃 [1] 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家族树上的任何一支都既没有“玫瑰” [2] ，也没有“巴旦杏” [3] ；我们的姓氏也绝无宝石、星辰等含义；但显而易见的是，家族成员似乎都是温和厚道之人——净是“弗里德曼”和“利别尔曼” [4] 。

在自己的故事中，最有趣的是自己所不知道的；而在别人的故事中，最有趣的是从众多陌生之中准确无误地挑选亲近的。童话里魔术师的弟子们往往需要经受类似考验：从十只鸟、十只狐狸、十位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中辨认出自己的爱人。塞巴尔德将自己的方法建立在拒绝选择之上。然而，当你阅读他的书籍时，你会感觉，那里有的只是一条条蚂蚁爬出来的道路，通往意外的韵脚。“不可思议，我想，亲和力是如何产生的？相似是如何产生的？在另一个人身上你何以会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的先辈？”按照他的解释，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物品自身的意志。就像喜鹊会将自己能找到的一切衔回鸟巢一样。但最令塞巴尔德心动的是日期的巧合，包括生日、忌日和事件的日期。

每次回想起某个日子时，我总会下意识地在头脑中做一个运算，其意义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这个日子有个孩子，”我会想，“那Ta该有多少岁了？”正是如此：并非我或者任何其他人，而是日子本身有个孩子，仿佛改变我的世界的那些事件，意味着某个新人的诞生。这些布满了我的土地的并不存在的孩子们，已经老大不小，而且数量庞大。但我最经常地会想起其中一位。假如1998年1月15日——那日的莫斯科晴朗严寒，而维尔茨堡则灰蒙蒙的，窗内蒙上了一层雾气——妈妈的去世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那么Ta如今该满十九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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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傍晚，在莫斯科的叶·帕·彼什科娃 [5] 家中，列宁听着伊赛·多布罗温 [6] 演奏的贝多芬奏鸣曲，说：“我不知道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曲子，我情愿每天听它。这真是令人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