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所不知道的

异、堪称天籁的音乐。我总是带着也许不无幼稚的自豪想，看吧，这就是人类所能创造的奇迹。”接着，他眯起眼睛，冷哼了一声，不大开心地补充道：“但我没办法经常听音乐，它会影响我的情绪，让我忍不住想要说些甜蜜的蠢话，抚摸人们的脑袋瓜，说他们虽然身处肮脏地狱，却能创造出这样的美来。但如今任何人的脑袋都摸不得——他们会咬你手的，应该揍他们的脑袋，毫不手软地揍，尽管从理想上我们是反对对人动用任何暴力的。哎，这可真是个苦差事。”

这段由马克西姆·高尔基创作，经苏联当局审定的《列宁回忆录》中的文字经常被人引用，特别是关于“揍人们的脑袋”的名言。但有说法称，列宁搞错了奏鸣曲的曲目，据彼时已离开俄罗斯的多布罗温本人说，当年他为领袖演奏的是《悲怆交响曲》。领袖到文豪家做客的这个夜晚在官方的民族记忆中复现了那么多次，以至于1963年拍摄的影片《热情奏鸣曲》原原本本地复制了纳尔班江 [7] 此前几年创作的名画——《1920年列宁在高尔基家做客》：条纹沙发，彼什科娃暖和的小头巾，低垂的吊灯，晚会、音乐及谈话固定不变的参与者，以及窗外的暴风雪。影片伊始，暴风裹挟着雪片在克里姆林宫城墙上空回旋打转，酷寒、饥饿、凝重的冬天，列宁和高尔基在冰窟般的屋子里，不住手地往小铁炉子里添柴，一个小女孩跑进来，说不能去克里米亚，那里有白匪。但事实上，那晚离冬天还远着呢，多布罗温是10月20日被当成嘉宾邀请的。在那晚，据说，列宁强烈建议高尔基去国外小住，临走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你自己不走，我们就赶你走。”

如此说来，这一切既发生过，又没发生过：钢琴是弹了，却是另一首曲子；暴风雪的确下过，却是在十天后；“赶走”的话是说过，但未必就是那晚；高尔基彼时在那间屋子里同样是客——他与妻子叶·彼什科娃早就分居了；著名钢琴家多布罗温当时还在使用其本来的滑稽的犹太姓氏——巴拉贝伊奇克，而“多布罗温”这个艺名是后来才取的，据钢琴家本人解释，意思是“好酒”。当时他已经是真正的巨星，女学生们争相购买他的肖像明信片。在我的档案中就有这么一张：一头鬈发，衣襟笔挺，两个黑眼圈，风华正茂。正面是钢琴家潇洒的签名，背面是赠言：

亲爱的朋友……伊赛·阿布拉莫维奇，以志诚挚之情，纪念音乐学院毕业。

伊赛卡

莫斯科，1911年5月20日

这里的伊赛卡就是钢琴家的昵称——这张明信片是怎么跑到我的相册里来的呢？伊赛·阿布拉莫维奇·沙皮罗——太姥爷的内弟是一名医生，在下诺夫哥罗德的大市场行医，专治皮肤病和性病，是当时城里的名人。他家住在昂贵的巴克洛夫斯基大街，与革命者斯维尔德洛夫同街。在另一张照片上，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戴着羊羔皮帽，身穿带短披肩的大衣，在铺满白雪的花园里，在白桦树中间，坐在经典的索耐特细腿凳上。他认识“伊赛卡”只能是通过下诺夫哥罗德——二者共同的故乡。高尔基也出生于此，他跟彼什科娃年轻时居住的那栋房子至今坐落在那里的山丘上，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切仍维持原样的地方：绘着喜庆滚边的盘子，长长的餐桌，带长圆靠枕的宽敞沙发，待客用的铁床，陶瓷的盥洗池，甚至还有一束房屋主人一百多年前采摘的野花，那些无忧无虑的路边花草如今已然获得永生。有人告诉我，这里之所以保管得如此完好，完全得益于女主人的深谋远虑。彼什科娃很清楚，自己嫁给了一位大作家，因此努力地将一切原封不动地留给将来：窗帘，门帘，儿子的和已故小女儿的玩具。当她和高尔基的婚姻破裂时，她为这段仅仅持续了几年的共同生活筹划了一个延期的纪念：东西被装箱，登记造册，盖上罩布，最后终于被带回了老屋，重新按照熟悉的方式一一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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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走进书店，都会感觉这类书籍日渐多起来，尤其是在以拉丁字母写作、思考的部分世界。比如眼下，纽约书店里成排成排地摆放着这类书籍——《普鲁斯特的大衣》《普鲁斯特文集》《伦勃朗的鼻子》《梵高的耳朵》《卡图卢斯 [8] 的毯子》《维米尔 [9] 的帽子》《勃朗特的写字台》，总之是这个或那个家庭的故事，关于八件旧物，一百张照片，九十九样新发现。

似乎，在我思考这一问题的同时，旧的世界已经溢出堤岸，淹没了日常。对于似水年华的寻觅变成了共同事业，我周围的人们忘我地沉醉于阅读、书写、梳理与昨日的关系之中。我尚在筹划中的事情，突然变成了共同运动的一部分。“去看看”——所有人都在忙着做这个，似乎想不到任何新鲜的，似乎谈论的是“伟大旅程”的新线路，值得被推荐给既有学历又有闲钱的人。充斥于被毁的村庄的空虚，以及住满别人房间的人们，都变成了文化项目的一部分，一如古罗马的废墟和巴黎的剧院。

我阅读着所有这些书籍，一本接一本，如人之饮水，丝毫不惊讶于自己的不餍足。每一篇新的文本都要求检索、阅读下一篇，无意义的知识在不断增加，既无法限制，又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