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摄像师之女

1995年温暖的四月。大自然一派生机勃勃，白俄罗斯火车站（曾经的布列斯特火车站）头顶的天空蓝蓝的，懒懒的。当火车远去，转过弯道以后，我们，留下的人们，转过身，沿着月台往回走。因是周日，人并不多，我一直在酝酿着是否号啕大哭一场，突然发现一个腆着啤酒肚的男人正站在电气火车门旁瞅着我，绕口令似的嘟囔了一句：“赶跑犹太佬，拯救俄罗斯。”这一幕的确很戏剧化，但又的确是事实。

我到底还是去了趟德国，在那里住了一个月，没抱任何希望地寻觅着开启新生活的可能性，在那里或者在别处。在纽伦堡的一栋十二层的宿舍楼里，底下十层住的都是从国外返回的德意志人，顶上两层住犹太人，还半空着。我在那儿住了两天，像个女王一样，独享一个轩敞的大房间，里面有十张床位，上下铺，跟火车上的卧铺一样。一个室友也没住进来，餐券很像邮票，绿色的（德意志房客是橙色的）。我麻利地泡了杯茶，坐下来欣赏欧洲的夜色：窗外，远处的游艺园流光溢彩，周围是黑黢黢的树木，体育场的轮廓依稀可辨，楼下某位邻居正在楼道口弹吉他。

父母后来又回过一次莫斯科，在妈妈动手术之前半年。她不得不做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俗称“心脏搭桥”——在当年还很少见，属于医疗领域的高精尖科技，但我们想，德国应该能搞得定的。再说也没得选——早在战时的亚卢托罗夫斯克就检查出的先天性心脏病，已经发展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那年我二十三岁，自觉已经是个大人了。从我记事起，我们就跟妈妈的心脏病生活在一起；大约从十岁那年开始，我每晚都要溜到走廊，隔着房门，确认妈妈的呼吸还在。幸而一直安好，太阳总能照常升起。渐渐地，我也就习以为常，不再主动过问了，唯恐打破本就岌岌可危的平衡。关于妈妈即将面对的，我们没有细谈，只是商讨着无关紧要的住院日常的细节。所以，妈妈并非对我，而是对自己的女伴疲惫地说：“有什么法子呢，亲爱的，我没得选。”

当时最令我惊讶的——无论我怎样竭力回避一切提醒我这可能是母亲最后一次造访的暗示——是妈妈竟然不愿意重温回忆。我想当然地以为，在洋溢着池塘和尘土气息的幸福的夏季莫斯科，我们肯定是要去一趟波克罗夫卡的，回老家看看，在那条林荫道上坐坐，去那所我们所有人——从廖利娅到娜塔莎再到我，祖孙三辈人上过的学校转转。此外，在我的计划中还有一场漫长的、像小时候那样的、关于过往的倾心交谈，我要记下妈妈的每一句评论，不让任何一点一滴的珍贵信息白白流失，终有一天，我会写成一部家族之书。但令我莫名惊讶的是，妈妈对于这些怀旧之旅毫不上心，起初以她惯有的柔和婉拒，最后干脆挑明：我没兴趣。她反倒是在家里搞起了大扫除，头一件事就是把那些边沿略有磕碰的老盘子丢进了垃圾桶——那可是我们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用的。我被这种我自己大概永远做不出的亵渎惊呆了，瞠目结舌地望着她。整个屋子被洗刷得一尘不染。家里的女亲戚们和妈妈的女同学们都来了，明知相见便是永别，但谁也没有说破。然后父母就走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我又回想起了这一切，当我试图给父亲朗读亲人寄给他的陈年旧信时。父亲听了约莫十来分钟，脸色越发阴沉，然后说，够了，他所需要记住的一切他都记得。如今，我对此理解得没法更透彻了；最近几个月来，那种精神状态已经令我习以为常，即翻看照片变成了阅读讣告。无论生死，我们所有人都在同等程度上是“过去的人”，唯一富于理性的题词便是——“这也会过去”。在父亲位于维尔茨堡的房子里（那里躺着的那方叠成四折的方格毛毯是从澡堂胡同带过去的）我唯一能够坦然面对的东西，是父亲之前和新近拍摄的照片：空荡荡的河岸；空荡荡的覆满落叶的黑色小船；空荡荡的没有一个行人的黄色原野；还有明亮的林中空地，长满了成千上万的勿忘草，但同样是空荡荡的，没有一点人的痕迹。所有这些都不会造成疼痛，这让我生平第一次，爱风景胜过了肖像。那本装有祖父母辈和曾祖父母辈照片的日式风格的相册，就藏在这座房子的某个抽屉里，但我们俩谁也不想让他们浮到表面上来。

* * *

某年春天，我有幸在古老的牛津学院的关照下住了几个星期，主人对我和我的那本小书热忱接待，仿佛我所做的，并非可耻的怪癖或恶心的粘苍蝇纸，而是合情合理、值得敬重的。在我住的那栋洁白的房子里，每个房间都摆放着书架，架上却空空如也；在这里，特别是在当地的餐厅和阅览室，记忆拥有另外的、为我所陌生的意义：它并非疲惫远行的目的，而是时间的自然结果，生命将其作为秘密制作出来，而记忆随着时间愈发稠密，任何人都不妨碍，任何人也不惊扰。

我来这儿本来是要工作的，但效果非常不好：当地的生活让人变得懒散，迟钝，让我仿佛回到了从未有过的摇篮。每天清晨，赤裸的双脚一踩在古老的木地板上，心中便涌起丝毫未变的感激；一座座花园宛如一盏盏茶杯，斟满了浮动的新绿，夜莺在枝叶间上下翻飞；就连雨水兴之所至尽情宣泄在鬼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