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摄像师之女

假设，我们在讲述一个romance。

假设，这个故事有个男主角。

他从十岁起就打算写一本关于自己家族的书，不是关于自己的父母，而是关于祖父母辈和曾祖父母辈，他虽然没见过他们，但确切地知道他们曾经活过。

他对自己许诺这本书，然后一再推迟：为此需要活到更老，知道得更多。驰隙流年，而他并没有变老，知道的也没有增多，甚至在旅途中把自己原来知道的也弄丢了。

有时，连他自己也会惊讶于讲述这些寂寂无闻的小人物的固执愿望，他们隐身在历史的背阴面，就这样在那里枯坐一生。

男主角认为，讲述他们是自己的责任。但为什么是责任，又是对谁的责任，假如这些人情愿躲在背阴处？

男主角将自己视为家族的产物和未完成的结果，但事实上，他才是局势的主人。他的家族完全受他这个讲述者主宰，他说什么，便是什么，他们都是他的人质。

男主角很害怕：他不知道该从装满故事和人名的口袋中如何取舍，也不知道能否信任自己，顺从自己藏此露彼的愿望。

男主角强词夺理，以家族责任、母亲的夙愿和外祖母的书信作为自我迷恋的托词。但这一切都是关于他的，而非关于他们的。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原本应该被称作狂热的爱恋，只是男主角不懂得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自我罢了。

男主角本是率性而为，却以义不容辞自我安慰。

当男主角被问起，他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一本书时，他会不假思索地讲一个家族故事。当男主角被追问，这一切于他何益时，他会不假思索地再讲一个家族故事。

男主角似乎既不会、也不愿以第一人称讲述，而以第三人称讲述自我又令他不安。

男主角试图玩一个双重游戏，像他的族人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隐入背阴处。但作者是无法隐入背阴处的，不管他再怎么隐匿，这本书也是关于他的。

有这样一个老笑话，一个犹太人对另一个犹太人说：“你跟我说你要去科夫诺，其实你是想让我误以为你要去伦贝格，可我明明知道你就是要去科夫诺，你干吗还想让我误以为你要去伦贝格？”

* * *

1991年秋，我的父母突然想要移民，但我不赞成。他们当时刚过半百，好不容易熬到了苏联政权摇摇欲坠，最后的垂死挣扎——八月政变 [1] 无非是吹了个气泡而已。在我看来，如今终于可以在俄罗斯正常生活了；各种杂志争先恐后地刊登此前被禁的、只通过机打稿私下传阅的诗歌和小说；街上明目张胆地贩卖彩色服装，不再像之前那样呆板单调；我用自己的第一笔钱买了蓝色眼影和提花丝袜，以及一条红旗一样红的钩花内裤。妈妈和爸爸希望我能跟他们一起走，但我闷声不响，期盼他们能够回心转意。

整个过程持续了很久，比之前预想的要久得多：德国方面的许可直到四年后才批下来，而我照旧不大相信，我们一家人会分开。但父母已经收拾好行囊，催促我及早决定；但我哪儿也不打算去。别的暂且不说，周围的生活正让我觉得分外有趣，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由我开启了，如一扇半开的门。对父母而言显而易见的那些东西，我没法看清楚，好像眼睛不够用似的。而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故事，想要上岸了。

于是便启动了颇类似于离婚的程序：他们走了，我留下了，彼此都明白，却谁也没说出口。被掏出的房子内脏、书籍和物事也全部分成了“走”或者“留”，普希金和福克纳被装进了纸板箱，等待邮寄。

让妈妈耗时最久的是家里那些老物件。根据当时从苏联继承下来的法律，任何有年头的东西，无论是否为家庭所有，想要运出俄罗斯国境，都得有一份“无价值证明”。这个贩卖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名画的国家似乎打算确认，别人家的私产不会从它这儿流失。太姥姥的杯子和戒指被拿去鉴定，连同那些我如此挚爱的古老明信片和照片。它们本来的顺序被打乱了；妈妈信不过我的记性，一张一张做上标记，一摞一摞分好。她将挑选出来的那些放进一个大大的、带有曾经十分流行的日式压花的相册里。相册扉页用法语斜写着：“萨拉存念，米佳敬赠。”

那里聚集了所有人，所有她记得姓名，并且认为有必要将其带到即将起航的方舟之上的人。太姥姥的同班女生们跟一些不知名的大胡子们比邻而居；还有一个脸蛋红扑扑的婴儿，是那位“伦敦的姑妈”所生的孩子，据说这位姑妈在国外曾与大名鼎鼎的克伦斯基 [2] 过从甚密；生前不大和睦的婆媳别佳和廖利娅住在同一页；里面还夹着我上小学时的校园卡；科利亚爷爷坐在某个久远的山坡上发呆；还有我们先后养的两条狗——卡里哈和利娜；二十岁的长大成人的我也在里面，在最后几页，被郑重其事地夹在萨哈罗夫院士 [3] 和亚历山大·梅恩神父 [4] 的报纸画像之间。我们所有人，包括萨哈罗夫院士在内，均被列进了一个长长的、由父亲手书的名单——“朋友，亲戚，家人（1880—1991）”。

父母是坐火车离开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