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命运难逃

她亲眼看见屋内的一切陈设都飞上了天空

——托盘，桌布，家庭相册，茶壶套，祖母的银质凝乳罐，

用丝绸和银丝制成的纪念格言：一切的一切！

——托芙·扬松

此处必须捋清楚我的家谱。

——什克洛夫斯基 [1]

[1]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苏联作家、文艺学家、文学批评家、电影学家、电影剧作家，苏联国家奖获得者。

那么长的时间里，妈妈用通灵术士般的声音悠悠地说，有个人一直在俄国等她，那个人就是米沙，她未来的丈夫、你未来的太姥爷。一战爆发后，她结束了自己漫长的漂泊，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他们终于团圆了，从此再没有分开过。结婚时他送给她一枚小小的胸针，如今我每逢节日就会戴在身上，上面绣着几个花体大写字母—СГФ，“萨拉·金兹堡-弗里德曼”的首字母，背面写着：“命运难逃。”

“命运难逃”这几个字——镌刻在圆圆的、酷似狗牌的、点缀蓝色礼裙的金色胸针上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让我觉得怕怕的，仿佛命运在长久的追踪之后，终于追到了米沙——这个快活的、长着两条大长腿、穿着帅气逼人的长腿靴、婚后却仅仅活了七年不到的可怜人。在我儿时，妈妈周末穿的裙子有不止一套，其中有一身褐色的，白色花纹，在我内心深处引发艳羡和赞叹。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父母不经意间步入我当前的年纪时，节日的魅力开始存在于其构成要素的一成不变。外祖母的蓝色礼裙被母亲从衣柜中取出，胸针佩戴在原来的位置，从装药品的小木柜里翻出一个白色香水盒，里面的香水还没用完，因为用得太少。那是极为普通的香水，廉价的波兰品牌，浑圆的水晶瓶，里面是金色液体，被放在铺着丝绸的盒子里，下面垫着低低的硬纸板台座；冰凉芳香的瓶口触碰我和妈妈的耳背、后脑。在客人到来前的几分钟，我总要找机会将金色胸针翻过来，以确认那句题词还在。

那么长的时间里——妈妈以那样的语调重复着，以至于谁是我们家族历史的头号女主变得毋庸置疑——她一直在法国。太姥姥从索邦——世界最著名的医学院之一毕业，以医生的身份回到俄国。奶白色的索邦毕业证书上，优雅的书法花体字母，凸起的图案，以及硕大如谷仓大锁的印章，无不见证着证书持有者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与当之无愧的胜利，但所有这些在主要内容的魅力面前无不黯然失色。太姥姥萨拉在巴黎度过了旧约的七年——雅各便是为心爱的拉结服事了她父亲七年——却不知为何竟从那里回来了，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回到了未来的我们身边，仿佛那个世界的奇异生活于她而言不值一提。对于当年正沿着法语文学的阶梯攀升，从三个火枪手到莫泊桑的我来说，这一举动实在难以解释。毕竟，巴黎的机遇实在太令人目眩神迷了，绝不该被如此轻率对待。

在我四岁那年，太姥姥去世了，享年九十一岁。她比钟爱的独女廖利娅多活了两年，在那两年里，她一直在公用住宅的两间屋子里来来回回，徒劳地搜寻着自己的女儿，一会儿看看柜子，一会儿瞅瞅餐厨。后来，她开始用女儿的名字呼唤外孙女娜塔莎，仿佛家族套娃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随意调换位置，而不会影响整体意义。她坐在达洽小屋的长沙发上，穿着花里胡哨的便服，显得异常瘦小干巴，在苍白的灯光下几近透亮，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让靠近者明白，她可不是好糊弄的。啊，山岩一样的妈妈，廖利娅四十年前曾如此评价她。即便现在，当她已经化为灰烬、失去了一切重量和体积时，仍仿佛一座消散之力的纪念碑。

“难道说，我们有天也会如此衰老？这个念头令我不寒而栗。我可不想这样！大概，随着岁月流逝，想法和念想也会随之老去，否则的话也许就真没办法继续活下去了。”不知是什么让她在1914年2月给未来的丈夫寄去了几张铅笔素描的老太婆的明信片，并写下了这些话，两个星期后还特意询问，“老太婆们”到了没有。接下来便是毕业考试，再后来是两场战争，女儿的出生，革命，疏散，女儿和外孙女隔三岔五的闹病，“医生案”（幸好未波及我们家），中风后遗症。但她年轻时的爽利和干练不仅没丢，反而更尖锐了，变成了凸起的肋骨和下颌骨，变成了粗重的眉毛，盖在那小小的、近乎孩子般的脸蛋和身体上。

在此前不久的20世纪60年代初，妈妈的一位远房表姐鲁法从莫斯科来到萨拉托夫，在波克罗夫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傍晚来到家中，看见太姥姥待在黑黢黢的屋子里，独自坐在摇椅上。“姥姥，你怎么黑着灯干坐着？哪怕读读小说也好啊！”“哈，亲爱的，我一闭上眼啊，就能想起那么多的事儿，比小说上写的可强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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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晚年时她偶尔仍会唱歌。家里总摆放着乐谱（有一首非常古老的浪漫曲，不知为何是1934年打印的，扉页上是赠送者——莫斯科郊外疗养院的邻居的题词：“您的声音犹如天籁……”），一架老旧的博兰斯勒钢琴，琴键已经泛黄，最近几年愈发沉默了。表姨妈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