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儿童房来的廖尼奇卡

滨度假；在山区拍摄的照片上，旅行者在镜头前摆着姿势，一辆黑色的甲壳虫轿车，一袭蝶舞碎花裙。廖利娅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业，廖尼亚也以优异的成绩从建筑学院毕了业，开始工作。两位年轻的苏联专家，和所有人一样，不止一次地填报过各种表格，每次遇到必不可少的“社会出身”一栏时都会习惯性地回避或者篡改事实，好让自己的出身看上去合乎规矩。“旧俄律师”先是被隐去了“旧俄”二字，后来又变成了更为稳妥的“公职人员”。一等商人则变成了小铺老板或者小市民。至于要求提供国外亲戚信息的栏目，则最好一律空白。列昂尼德·古列维奇在那一栏填的是：“已故姑妈的丈夫因职务调动迁居伦敦。已失去联系。”

1938年的表格要求列昂尼德·古列维奇交待自己是否在旧俄军队服过兵役，是否曾在白军服役或者在白军政府机关任职，所任何职；是否参加过国内战争，何时何地以何种身份；是否因在十月革命以前从事革命行径遭受过惩罚。还需指明最后一次党内清洗的结果。1954年的表格在以上问题之外又新增了一些：是否做过俘虏，是否当过游击队员，是否在沦陷区居住过。在每一个方框内都用蓝色墨水填了一个大大的“否”。

娜塔莎，他的女儿，最终也没能彻底原谅他，不光是因为在母亲死后，他急不可耐地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还因为即便在母亲生前他似乎也并非无可指摘。在浏览照片、回忆往事的家庭聚会期间对此从未提及，但在后来，当我开始独自翻检那些深不见底的抽屉和搁架时，时不时便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与家族氛围格格不入的东西：一些明信片、便函、小玩意，它们明显属于另外一种富于魅惑的生活，不是我们的，甚至不是苏联的。比如，其中有一幅彩色图画，以细腻的笔触画了一颗心，碎成了两半，锯齿状的裂痕被涂成红色，下面用大写字母写着“一心两伤”，字迹上隐隐有大颗的泪痕。还有装在自制信封里的新年问候，信封口用一枚苏联的一戈比硬币封住，信封上写着“12月31日晚10点亲启”——写下并寄出这封信的女人显然明白，收信人在午夜时分会和家人围坐桌边，无暇他顾。信封里面是一首诗和一封信，落款是“您的小友”。这位“小友”的童心未泯和未谙世事被一再强调：“我给您写信，画了这棵新年枞树，像个孩子一样翘首以盼，等待时钟的指针在数字12上团圆。新年快乐！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诗歌当中同样对此着重渲染：“我像您的女儿一样/在枞树下安坐”，所有这些，包括那幅画、那封信、那首诗，甚至于那枚硬币，不知为何都被保留了下来，留存至今。

后来，父母移民了，房子空了下来，但偶尔仍会有各种宝贝砸到我头上：从存放钉子、溶剂罐和枞树挂饰的天棚下的二层隔板上，竟然掉下来很多把银勺子；房间的秘密终于也显露出来。在故纸堆中间发现了形形色色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此前提到的皮沙发上的裸女照片，此外还有一张，就是眼下摆在我面前的这张。

这张照片令人触动之处不在于场景本身的魅惑，而在于时代的标记。浅黄色头发的女人，身穿黑色内裤和胸罩，蜷腿坐在一张铺满报纸的圆桌上，眼睛望向一旁，正准备点烟。这很像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家庭录像，是为了唯一的观众和参与者而拍摄的。这显然是对美国pin-up—手绘美女招贴画的模仿之作，试图将见过或臆想出的形象移植到完全不相符的俄国环境中来。就一切标准而言，这幅画都相当保守，所有关键的点都没露，但这并不妨碍照片显得开放甚至有失体面。

最重要的是，可以明显看到桌子上铺的乃是一份《真理报》，这令照片充满了危险气息——单是将党的机关报坐在屁股底下就够坐好几年牢的了；左手拿的香烟是“白海运河”牌——这条运河是靠囚犯劳役建成的。国家最重要的报纸和最廉价、最浓烈的烟卷在此相遇，被女性的身体汇聚在一起。女人对于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表现出绝对的冷漠；房间像是某个未知机关的临时设施和辅助用房，黑色高跟鞋则像是歌舞表演的道具，一如过于奢华的、显然非苏联生产的内衣。当时正值20世纪40年代末或50年代初，剧院门口停放的全是斯大林汽车厂和莫洛托夫汽车厂生产的汽车，国内第二波恐怖浪潮正风起云涌：“列宁格勒案” [1] “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案” [2] “医生案”。照片角落的白灰墙面上胡乱贴着一张讽刺漫画，好像是一位资本家正在脱帽。

在生命的晚年，国内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本就兴趣广泛的廖尼亚突然迷上了新的消遣：他开始写作并发表各种幽默文字。其中以搞笑段子居多，短小的戏谑对话或者插科打诨的俏皮话，偶尔也会有说教性的散文，以及不伦不类的诗体报告。他的确精于韵律，随随便便就能把任意文字摆弄得合辙押韵，但这并没有让这些文本变得更好；不过那些段子却着实搞笑，有时甚至会被刊登在大名鼎鼎的《鳄鱼》杂志上，这些豆腐块总会被郑重其事地剪下来，粘贴到专门的本子上去。其中有些我从小就记住了：比如，建议“永远不要空腹吃饭”！不过，他最热衷的还是编造异族习俗题材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