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命运难逃

法的丈夫阿利克——一位杰出的钢琴家、涅高兹 [1] 的高徒——时而会来萨拉托夫巡演，每日清晨便将双臂伸到钢琴的大嘴里，后者便顺从地叮叮咚咚、宛转悠扬起来。太姥姥，照实说，对于自己和他人的音乐事业完全不以为意，认为那不过是聊作消遣的雕虫小技。我还记得那些故事，说她怎样再三催促正围坐钢琴旁欣赏音乐的客人们上桌：“咱们先吃着，让阿利克给我们弹。”

她最后一次，近乎天鹅遗曲般的歌唱是另一种风格的，仿佛青春回归了身体，涌到了喉头，将早已忘却、失去意义的一切放归了自由：那是低沉而悲壮的《你们在殊死搏斗中牺牲》，此曲创作于19世纪70年代，通常在棺木入土时哼唱，后来成为了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1905年”》中丧葬乐章的主旋律；还有一首《华沙工人歌》，在1905年的街垒战中被广为传唱——“我们的战友们那青春的眼睛/怎会被断头台的景象吓倒？”；自然也少不了那首《同志们，勇敢向前进！》，以及一整部“半地下”的歌曲集——这些为世纪之交的男孩女孩们低声哼唱的歌曲，构成了其关于斗争与迟来的胜利的唯一词汇库。身陷布特尔斯基监狱的十五岁的马雅可夫斯基，手持《爱尔福特纲领》的中学生曼德尔施塔姆，雅尔塔革命者集会上的十三岁的茨维塔耶娃——所有这一切都透露着不可避免，而在这一切之上，像留声机一样萦绕着坚定不移的合唱：“我们要与旧世界决裂。”

在阅读关于世纪初的革命者的回忆录时，你会发现，他们似乎总在歌唱，有时甚至会以高调的歌唱代替正常的说话。关于罢工或者地下联络的讲述以音乐作为红线，以音符充当逗点和破折号：队伍“唱着革命歌曲向河流上游挺进”，“再次唱着革命歌曲，高举红旗回到船上”，“在他的演说之后，集会以合唱作为结束”，《马赛曲》换成了《国际歌》。“刚走出家门，我们便低声哼唱起来：‘同志们，勇敢向前进！’”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的一位熟人回忆道，“‘同志们，不要忘乎所以！’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小声提醒道。”

就在这个队伍里，被夹在无数散发传单的男女学生中间，跟某人手挽着手，走着十七岁的萨拉·金兹堡。她所就读的下诺夫哥罗德第二中学与斯维尔德洛夫家的版画作坊仅仅隔了几栋房子，那里正人声鼎沸，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萨拉的同龄人、其闺蜜的兄长在那里跟同志们会合了。在多年后由斯维尔德洛夫家族的三位成员共同创作的关于雅科夫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录中，提到了雅科夫和妹妹及其闺蜜的一次游船（“水流湍急，有翻船的危险，但姑娘们没哭——较之于船身颠簸，她们更害怕这位兄长。”），还提到了萨尼亚和谢尼亚·巴拉诺夫，他们是雅科夫的死党，经常一起跑去中等军事学校打群架，往牢房送大虾酥糖——舒适与恐惧的奇特组合如同洋葱皮装点着当年青春的鸡蛋壳。“1901—1903年，她（萨拉·斯维尔德洛娃——作者注）不止一次地传递情报，印发传单，从事其他地下工作。”她的闺蜜萨拉·金兹堡大概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1906年，萨拉·斯维尔德洛娃毫无悬念地遭到了审讯，罪名是在兵营散发传单。

在我自己的十四岁，1986年，妈妈突然决定带我去转转她最喜爱的城市；你会亲眼看见列宁格勒，她承诺说。正值白夜，我和妈妈一会儿坐在这条，一会儿坐在那条湿漉漉的长椅上——妈妈走不了几步就会累，需要停下来歇息；成群结队的鸽子在布满裂纹的人行道上悠闲散步。

我呢，时不时地就撒娇耍赖，央求妈妈给我买个什么小礼物，好让我在旅行结束以后能留个念想，好像不这样新地方就白来了似的。我记得我当年最馋的，是一件完全无用的东西，是在涅瓦大街一家名叫“面具”的戏剧用品商店里出售的，售价是令人咂舌的三个半卢布。那是一件道具，一绺古代贵族小姐的浅灰色假发，鬓角处挽一个环，下面是长长的一绺，低垂在粉嫩的脸颊上。那头发摸上去明显是塑料的，完全无法想象将其用于远离舞台的日常生活场景，更何况我还是一头蓬乱的黑发，可我却不知犯了什么邪，就想把它带回去，放进我书桌的抽屉里。

在列宁格勒的头一夜，我们乘游船沿天鹅运河驶入宽阔的涅瓦河，远处是一堵黝黑的围墙，高高的尖顶幽幽泛着金光。玛莎，那就是彼得保罗要塞，妈妈说，你太姥姥萨拉在里头坐过牢。话音一落，我们两个便不约而同地像大白鹅那样伸长了脖子，然后向下点了一下，不知是在向萨拉的青春致意呢，还是想要从自己的皮囊中钻出。

彼得保罗要塞当时我们看得尤为仔细，一如夏宫的喷泉，艾尔米塔什的花瓶和雕塑，甚至是奥拉宁鲍姆奇特的中国宫——几乎不敢相信，我们当年竟来得及转了那么多地方。要塞在那个六月显得光秃秃的，像个练兵场；空荡荡的，像舞台背景，丝毫令人感觉不到亲切。那里曾经有过的一切，如今早已消逝，我的萨拉像一粒沙子，被它揉出了眼皮。

从那以后，无论我何时再去圣彼得堡，总会来到涅瓦河，面向花岗岩的要塞围墙以及尖顶顶端的天使、狭长的沙地，将脖子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