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雅各的声音,以扫的照片

见德国拜罗伊特的歌剧现场，扳动另一个，就能听到伦敦圣詹姆斯音乐厅的歌剧。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这些笑话看起来不再好笑，问题也不再成其为问题，但其中一幅创作于1878年——留声机发明之后第二年的漫画却不可言喻地触动心弦。

女人穿着居家裙，男人穿着西装、戴着圆顶礼帽，正在研究酒窖里的贮藏。几个瓶子已经被挑出，夫妻二人正仔细察看剩余的。但瓶中所装的并非红酒，而是人声。下面是作者一贯啰里啰唆的解释词：“声音在电话中转变成电力，然后电路短路，电力又变回了声音。琼斯将一切悦耳的音乐变成了电力，将其灌装到酒瓶里，储存起来，等待冬季享用。等时候一到，只需要挑选，启瓶，断开电路。好了，尽情享用吧！”

酒架上有鲁宾斯坦 [4] 、托斯蒂 [5] ，那个时代的音乐之花，一个半世纪之后已然凋谢；还有歌剧明星，其声音只通过讲述为人所知。唯独帕蒂 [6] 在多年以后的20世纪初灌制了唱片，如今还能听得到，但感觉也很诡异，好像声音是勉强从瓶颈中挤出来的，而1904年的花腔听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酒窖里的其他女邻居则没这么幸运了，那些稍微出名一点的，从老照片上注视着人们，头戴花冠，眼眸明亮。有些则连照片也没留下，只有名字和两三处记载：拒绝灌制唱片，“以最妖媚的姿态演唱美洲黑人的歌曲”，卒年不详。偶尔，画面会蒙上一层涟漪，闪烁着幽默的光泽：据说彼得堡的大学生们曾并排躺在二月的雪地上，好让克里斯蒂娜·尼尔森 [7] 踩着他们的身体走上马车；又说她在冻僵的森林里久久地瞄准射击，一头熊平躺在地上，仿佛一张空皮；又说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每人从制服上剪下一枚金色纽扣，串成一条沉甸甸的项链，挂在女歌手的颈项上作为纪念。咏叹调在空气中回荡，而我们却听不到一个音符。

在父母书架的底部抽屉里有厚厚的一摞乐谱。在我们这个音乐才能逐渐丧失的家族，它们早已无人问津。1974年搬入新家时，那张能够坐下二十人的蜈蚣腿餐桌，以及巨大的木雕餐具橱、摇椅、水晶灯饰的吊灯全被留在了旧生活里，而那架在老宅摆放了七十年之久的老钢琴却被列入了必需之物，一起被带进了新生活。这架“乐器”，和被半遗忘的亲戚的照片一样，占据着自己靠墙的位置，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忍受着我赶鸭子上架的音阶、练习曲和古老的法语歌谣，直至它们全部陆陆续续自动消失。

而那些老乐谱则另当别论。尽管对于我这样的外行人来说，它们无异于胡乱撒了一捧黑色浆果在上面，却自有其妙趣：在当时的苏联生活中无法想象的歌名；小若蚂蚁的歌词，阅读时需要从一个节拍跳到另一个节拍，从一个音节蹦到另一个音节（“他直挺——挺地——躺着，那个——黑人——男孩——汤姆，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偶尔还会遇到一两幅插画，我模糊地记得《沙龙华尔兹》和《舞会后的爱情梦》的封面——一群天使围拢在沉睡的少女上空，少女初入人生舞台，舞裙上的绒毛和丝线清晰可辨，舞鞋躺在地毯上。所有这一切都显得相当古老，但并非时间距离上的—20世纪20年代在当时看来还恍如昨日，问题在于彼时与当时的完全不相容：郊外电车上的木头座椅，以及浅蓝色的、散发着碱味和酸奶油味的达洽食品商店的柜台，指向的是另外的文本和歌曲。在旁边存放家庭用具的木头抽屉里，放着一堆堆不同尺寸的钉子；市场上卖的是黑耳朵的兔子和木头雕刻的小天使，上面不均匀地上着金漆；再远处，买格瓦斯汽水的长队一直排到了电话亭。

我家亲戚过去购买的那些乐谱都比较简单，是用于招待客人时演奏的，华尔兹、狐步舞曲和探戈最多，好让人们能够跟着音乐翩翩起舞；此外还有需要安静欣赏的浪漫曲，以及形形色色的声乐，从卡尔曼 [8] 到韦尔京斯基 [9] 。封面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歌曲名称，非常之多，每页能有一两百首，只有这时你才会感受到逝去声音的整个规模。

所有这些都是无法再现的，尤其是那种感觉，它充溢于所有这些同属于“茨冈生活”系列的浪漫曲和歌曲之中：无数次重复的“亲爱的朋友”，星辰与朝霞，雾气弥漫的清晨，铃声叮当，漆黑的夜晚，一串串芳香四溢的洋槐花，盛开的丁香与玫瑰，没完没了的“我想爱”和“不想忘”。如今已经很难设想，所有这些都曾经被成百上千万人同时传唱着、哼哼着、附和着，在楼房、在出租屋、在包厢里、在达洽凉台上，伴着钢琴、伴着留声机，从敞开的窗户流淌而出，漫过整个俄罗斯大地，而后才渐渐消退，陀螺般嗡嗡转着，渗入泥土。音乐融化在彼时尚不知其他娱乐的空气之中，无穷无尽，汇成层层叠叠的乌云，连大雨也浇不开。

富于先见之明的杜·莫里耶提议灌装到酒瓶中的那些东西，如今已经被做成了罐头，制成了黑色光泽的唱片。随着录音机的出现，帕蒂的那些勤勉的模仿者们，以自己的声音演绎格林卡咏叹调和浪漫曲的人们，已经没必要再白费力气了。卡鲁索 [10] 和夏里亚宾 [11] 自己走进了千家万户，再无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