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雅各的声音,以扫的照片

中介人了。在新的世纪，人们已经不再歌唱，而只是附和，不再看乐谱辨识旋律，而是直接倾听声音，而且是最原始、最无法抗拒的典范。音乐开始更多地被聆听，而非演奏；不知不觉间，音乐已不再是家庭事务，这几乎与家庭性本身暴露出其易逝本质同时发生：家庭生活变轻、变小了，只有枕套大小，一只旅行箱便可装下。音乐，和众多其他东西一样，变成了顶礼膜拜的对象，his master's voice [12] 。人们围拢在无线电台旁收听音乐，更换留声机唱片，赶去电影院听开场爵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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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将死者与我们隔开的时间距离拉长，其黑白的五官慢慢变得越发精致和高尚。我还赶上了那个时候，当时，那句妇孺皆知的话——“多么令人惊奇的面孔，如今都不在了！”所指的还仅仅是十月革命前的老照片上的人，而如今已经用来描述二战老兵和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们了。但这些都是纯粹的事实：如今这样的已经不在了——我们不是他们，他们也不是我们。图片的狡猾之处在于，它似乎取消了这一残酷的明显性，而以简单的类似性作为偷换：这些人怀里抱着孩子，我们也经常这样做；这个姑娘简直跟我一模一样，只是穿着长裙、戴着扁平帽而已；祖母用我的杯子喝水，我戴着她的戒指——他们也是，我们也是。

但无论新闻摄影提供的知识看上去多么轻巧和令人信服，完整且详尽，那些伴随照片的文字却总能让观众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当“刺点”指向相似性时，记录时间现实长度的语言却留在了塌陷处的另一侧。很多年前，气度雍容、红褐色头发、八十岁高龄的安东尼娜·彼得罗夫娜·格尔布特-盖博维奇，我妈妈的老友，满面愧色地对我坦白：“我婆婆说我有军官习气，因为我喜欢唐菖蒲和香槟酒！”不过，安东尼娜·彼得罗夫娜并不对过往生活的任何部分心怀悔恨。她原本是个小地方出身的小姑娘，因为美貌和泼辣被娶进豪门，会用八种文字阅读，边笑边对我讲，她那彬彬有礼的波兰人公公在婚礼前对她说：“我很幸福，在我们行将枯萎的血脉中即将注入年轻的犹太血液。”

对于格尔布特家族的古老族徽——“红地盾牌，一只绿苹果被三柄镶金利剑刺穿，两柄自斜上方而下，一柄自下而上”——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故事，安东尼娜·彼得罗夫娜全不在意，她更为珍视的是自己的犹太血统。在自己那栋孤零零的住宅里，她总是为那些与自己拥有共同的“年轻血液”之人的成功或失败而揪心。对我，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她慷慨地用一卷卷希腊文经典和别致的坚果蜜糕殷勤招待。然而，有一天我是带着一种沉重的不安从她家里出来的，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那天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卷了边的书，为我朗读了一首古老而忧伤的诗歌，读到最后几行时，我慌乱地发现，她竟然哭了。

只有照片会让人感觉时间似乎根本不曾流逝，改变的只有裙子的长度。文本则另当别论，它完全是由时间构成的：时间打开元音的通风窗，将唏辅音的履带弄得叮当响，填补段落之间的空白，高调地展示着我们之间的全部差别。面对一张旧报纸时的第一感觉，便是其令人绝望的遥远。在写作于同一时间切面的文本之间，存在着奇特的修辞风格上的一致性，这是事后才形成的，是不以作者意志为转移的。在二三十年之后，很难不注意到那种统一的调性，这是一种公分母，将报纸、招牌、女子培训班讲台上诵读的诗歌、回家途中的谈话全部统一起来。似乎，每个时代都会制造特殊种类的尘埃，蒙在一切表面，落满所有角落。即便那些在自我文本中特立独行，看似与类型化毫不沾边的人，也会在不经意间做出某些同时代人所共通的言语手势，自己却浑然不觉，一如人之感觉不到地心引力。

除了长篇小说《翠尔比》之外，那个年代的人还有其他爱好，通常都与科学技术相关。那个世纪自视为——也确实是——启蒙时代，人类终于爬上了山巅，能够志得意满地回望来时路。在身后有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被克服的偏见、不应重演的战争、宗教极端、贫穷的深渊，所有这些无疑都要求谨言慎行，但全部臣服于理性的努力。文明甚至渗透到了地球最偏远的角落，兴冲冲地向那里带去了稀罕的纪念品。世界博览会及其数不胜数的克隆物向观众展示着人类经营的成就，但大众所感兴趣的还包括其阴暗角落。那些地球边缘的奇葩氏族，命中注定要以滑稽的方式凸显进步的幸运儿的胜利脚步，他们引发了共同的兴趣，而这一自然的科学兴趣势必得到满足。

1901年4月，《每日新闻报》向开化的公众通报，马涅日广场将迎来一群达荷美亚马逊女战士，“比此前来到莫斯科的‘黑人’要有趣得多”，她们将展示吸睛的舞蹈和战术队列。很快，亚马逊女战士们便转移到了更适合她们的场地：“昨日于动物园开启了达荷美人的表演，她们将展示自己的舞蹈和军事操练，平时一天三次，节假日一天五次。”

圈起围栅，让拥有理性之人展示自己真实的起居环境，以此为动物园增添充满异域风情的观赏物种——这一想法如此赤裸，以至于未引发任何疑问或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