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雅各的声音,以扫的照片

当你翻检过去的东西和概念时，立刻就会发现，哪些还能穿，像旧衣服一样；哪些已经完全缩水了，不合身了，好比洗坏了的毛衣；发黄的软皮手套看上去像是属于女学生或者洋娃娃的。以上所说的同样适用于某些语调和意见：它们仿佛小于我们对于人的成长的理解，你用倒置的望远镜去看它们，一切都纤毫毕现，在无限的远处。塞巴尔德描述过一所没有主人的房子，那里不仅有落满灰尘的地毯和野熊标本，还有“高尔夫球杆，台球杆和网球拍，全部都小小的，好像原本就是给儿童玩的，要么就是因时间而干瘪了”。有时候会觉得，一切过去的（不可译的，无法使用的，无法满足当下需求的）都会被当成儿童的，带着那些无疑已经长大者的柔情与宽容。旧时光的朴素与天真习惯于被夸大其词，这一点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曾经名噪一时的长篇小说《翠尔比》 [2] 在父母的书架上仍跟新的一样，书脊依旧硬挺，金色字母熠熠闪光。这部小说的俄文版是1896年加急出版的，在此之前，这个由乔治·杜·莫里耶讲述的故事畅销英美，印量空前，高达数十万册。俄文版中的唯一一幅插图便是封面上那幅：一位身材高挑的女人穿着步兵军装上衣，腰系皮带，孤零零地站在高台上，雪白的双腿袒露着，一只手略微抬起，指间夹着一支烟卷，长发披散在肩头。不知为何，她莫名地让人想起卖牛奶的村姑：从她身上流露出一种公事公办的直率，不容人产生任何非分之想，后续的阅读也完全印证了这一印象。

故事讲的是一位女模特，在巴黎各个画室做兼职。她跟那些快活的英国画家们往来，这些人有很多怪癖，其中一个是在坐浴盆（有点类似于纳博科夫在Speak, Memory 中描写过的那种）里“清洗自我”。她爱上了其中一个，后来又拒绝了他：她坚信他值得拥有最好的命运。这一切都相当迷人，尤其是女主人公，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显出热诚。善良的翠尔比饱受头痛折磨，唯一能够帮助她的是一个名叫斯文加利的恶棍、催眠师、伟大的音乐家、肮脏的犹太佬。这里的“肮脏”是字面意义上的——其他人的洁癖会招致他难以抑制的狂笑。他长着瘦骨嶙峋的手指，“长长的、肉乎乎的、犹太佬特有的鹰钩鼻”，他“逆来顺受，卑躬屈膝，但时机一到又能变得卑鄙无耻”。

至20世纪初，“斯文加利”已经从人物姓氏变成了隐秘操控的代名词。《韦氏词典》干巴巴地宣称，斯文加利指“操控或过分控制他者”之人；《牛津词典》在这一描述中添加了两个形容词——“邪恶的”和“催眠术的”。操控他者的神秘能力——按照自我意愿将人们像灯泡一样开开关关——如此令读者震惊，以至于这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非但没有被遗忘，反而被一次次地搬上银幕，而且这些电影大都由《翠尔比》改名为《斯文加利》。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降，故事情节已经离不开催眠咒语般的“斯文加利，斯文加利，斯文加利”了。

这部作品中不言而喻的反犹主义如同充耳不闻的鸟鸣，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从未想过要去解释或者申辩，这正是杜·莫里耶创作的一个特点，正如他对一切德国之物的刻薄评论，或者对女性外貌的指摘。区别也许在于，较之于顺便抛出的评论，斯文加利的犹太身份以某种奇特的方式迷住了讲述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这个桥段，用上了所有可能的元素：油腻的头发、可怕的眼睛、滑稽的口音、鄙俗的幽默、肉体与灵魂的不洁，以及伟大的天赋，后者甚至能够暂时压制那些长着络腮胡子、有洁癖的主人公们对于犹太佬的合理憎恶。“他能够将一切谱成音乐，甚至是街头的喧闹与嘈杂。这看起来似乎绝无可能，但这恰恰是其神奇之所在。”

杜·莫里耶的这部引人入胜、好整以暇的小说充斥着非同寻常的自满，甚至是沾沾自喜，将作者和读者联合起来。“生活让他们觉得具有其无与伦比的吸引力，且恰恰是在这里，在这个极好的城市，在这个极好的世纪，在这个极好的时代，自我存在尚未定型，而未来完全无法预料。”故事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末，对美好时代的回溯式呼吸给它镀上了一层金：里面既有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所热衷的“沿着灯火通明的宽阔林荫道漫步，沥青人行道上大理石桌旁的一杯咖啡”，也有更加古老的娱乐，诸如骑驴和“在迷人的森林中呼朋引伴”。进步的弹簧被压得很紧，对于成见报之以嘲笑，就连非法的爱情也会引发“文明之子”们的同情与尊重。也正因如此，由斯文加利引发的恐惧与惊慌才显得如此奇特，问题似乎恰恰在于两种非正常之物的诡异结合——超人的天赋以及在作者眼中不配被称之为人的特点。

杜·莫里耶本人曾为Punch 杂志画讽刺漫画数十年，年复一年地批判唯美主义、妇女解放以及瓷器风行。尤其令他关注的是技术进步的滑稽面：“努力让自己看上去顺眼点，总共就一分钟的事。”——摄影师如是劝说摩登女士；年迈的父母坐在一个巨大的等离子显示屏前，看着小辈们玩草地网球——这种设备被称作“telephonoscope” [3] ；家庭主妇熟练地操纵十个手柄，扳动其中一个，便可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