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章 斯捷潘诺夫一家（1980,1982,1983,1985）

一

我的祖父尼古拉·斯捷潘诺夫收到的信件，来自他的外甥女。此信未注明日期，但可以推断是1980年6月。那年5月，我那娇小、丰满、大眼睛的祖母朵拉·扎尔马诺夫娜·斯捷潘诺娃（父姓阿克塞尔罗德）过世了。祖母和祖父同龄，都生于1906年，祖父仅比祖母多活了五年。

加利娅，祖父亲爱的姐姐玛莎的女儿，与她的妈妈比邻而居，住在加里宁州的乌沙科沃村。在此之前，家里人习惯彼此经常通信。但从这个夏天开始，祖父中断了和姐姐的联络，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亲爱的科利亚舅舅，您好！

您的来信已收到。朵拉舅妈去世的消息我们是从您写给妈妈的信里得知的。太突然了。妈妈收到的上一封信里还充满希望，突然间却传来噩耗。我们都十分哀恸，特别是因为信到得太迟了，很奇怪您怎么会选择写信通知这一消息。我们又不是外人。我们跟朵拉舅妈认识那么多年了，很想按照基督教的习俗送她最后一程。我不敢想象朵拉舅妈已经不在了。虽然很久没见到她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依旧那么细心，那么体贴，那么周到。科利亚舅舅，我当即给您写了一封信，但写完又撕了。我不会安慰人。所有话语在这种情形之下都令我觉得空洞、无意义。每当我想到这种分别将是阴阳永隔，我就痛不欲生。

我第一次跟“死亡”这个词正面遭遇是在四八年。我早就知道人是会死的，或死于年迈，或死于战乱。但是，我年仅十八岁的妹妹，那么亲那么近那么暖的妹妹，突然之间就没了，实在令我万难承受。我跑出村子，钻进灌木丛，用指甲盖挖着泥土，放声大哭、嘶喊，祈求上帝让柳霞活过来。我从来没有呼唤过她的名字，但不分昼夜，她都站在我眼前。夜里我总是不出声地哭泣，以免被人听到，哭到没了力气就昏昏睡去。我从小就性格孤僻，在那以后更是深深地自闭起来，恐怕只有父亲一个人理解我，但我们彼此躲着对方，各自承受痛苦。除了痛苦，我内心似乎还隐约有种愧疚，不知道该怎样描述那种感觉，就感觉为什么死的人是她，不是我。我不止一次冒出可怕的念头——死，但每次我几乎已经准备好付诸实施的时候，就会可怜起爸妈来。假如当时我们全家人一起抱头痛哭一场，也许每个人都会好过得多。但我们都把地狱般的痛苦，眼泪，思念，压抑的呐喊各自揣在心里。后来，我又在六〇年、六三年、六六年经历了这种无法弥补、难以释怀的损失。我不会安慰人，科利亚舅舅，我写这些只是想告诉您，我知道这种失去的代价，我没有其他安慰的话语，我只是和您一起哀恸，理解您的悲伤。

我们所爱的人会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只要我们还活着，痛苦和疼痛就会永远陪伴着我们。来我们这儿住上一段时间吧，也许在亲人们中间您会好受些。

来吧。吻您。

加利娅。

二

祖父给外甥女加利娅的回信，未竟草稿，1980年6月。信中提到的另一个加利娅，是祖父的女儿、我的姑妈，那年五十岁，彼时已经以自己的方式克服了失去母亲的痛苦。她与要求严苛的祖父素来不和，磨合了好几个月才能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你在信中说，加洛奇卡，你在四八年遭遇了死亡，当时，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是柳霞没了……朵拉和我幸运地躲开了与死亡的碰面，直到八〇年五月。我时常回想起这是怎么发生的，但我不想讲。你们一家在三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里数次遭遇丧亲之痛：一个，两个，三个。这些我都知道。是的！失去太沉重了。我们很幸运地回避了这些。直到今年以前，所有人都还活着，都还在眼前。也正因如此，我们的失去才更加沉重，更加痛彻心扉。距离朵拉离开我们，已经过去了二十三个晴朗的春日。可我至今仍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你能想象得到吗，一周五天，从早到晚，我，一个健康的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坐立不安。以前不管我在哪儿，不管我做什么，我一准知道，一回家就能见到妻子，越早进家门就越好。可现在我已经不再急着朝家赶了，反正家里也没有人在等我了。这种沉痛完全说不出口。你知道吗，我也能体会到你的那种感受，为什么死的人是她，不是我。要知道，她是妈妈、是奶奶，她比我更为还在世的小辈们所需要。就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无法替代她的任何一种角色。

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感受，需要继续活下去。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朵拉生前，我们跟加利娅的关系不是很亲密。我指责过加利娅很多次，说她对母亲漠不关心，从不帮忙工作、料理家务、做饭……这不可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加利娅脾气倔，性格内向，从小只跟她弟弟亲。我不赞成她对于家庭义务的这种随性态度，但她妈总是护着她，什么都一力承担，说她上班已经够累的了，还得坐那么长时间的地铁上下班。导致现在她和我如此疏远。

有一次在医院探视，你舅妈朵拉开诚布公地跟我讲了她在自己走后对我们生活的期望。她说：“以防万一。谁知道手术会是个什么结果呢，我得提前告诉你我的请求。要照顾好加利娅，你就她这么一个女儿。她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