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夏洛特,或抗拒

读损伤更大，每次触及纸页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人生？如戏？》没有人见过真迹，只通过描述和翻印品为人所知，它几乎被奉为神圣文本，供人引用或注解，却很少有人能够通读。

萨洛蒙本人如是阐述自己的构思：

这些作品的产生可以这样解释：一个人坐在海边，在画画。突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段旋律。他哼唱着这段旋律，忽然意识到它与自己想画在纸上的不谋而合。他头脑中又生成了一段文字，他开始放声歌唱这段旋律，配上自己的歌词，一遍又一遍，直至画作完成。歌词经常不止一副，于是便有了二重唱，甚至有时候每一位主人公都要唱自己的词，于是就变成了合唱。（……）作者尽量彻底地出离自我，让人物用自己的声音歌唱或说话。为了达成这一点，不得不放弃很多的艺术要求，但我希望，这部作品的感伤本质能够促使读者原谅这一点。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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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感伤本质”，通常是一种自嘲；但具体到《人生？如戏？》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诊断证明：其情节具备市民小说所必备的一切特质。被萨洛蒙称为“作者”的那个女讲述者，在观者面前将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故事徐徐展开，其中包括八例自杀，两次战争，几段爱情以及纳粹的胜利游行。知道这些事件均源自萨洛蒙家族真实遭遇的人，同样知道这些事件的最终结局。1943年9月，纳粹对蔚蓝海岸的犹太人实施了所谓的“清洗”。当地政府此前的作为在纳粹看来是敷衍了事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数万之众的难民依旧若无其事地居住在蔚蓝海岸。将犹太人蔑为害虫、臭虫、蟑螂的舆论如海浪般昼夜鼓噪，彼时已根深蒂固，是时候整顿秩序了。突击检查由一位名叫阿洛伊斯·布伦纳的纳粹军官指挥，成效显著，甚至连威利弗朗斯-苏梅镇一位美国女公民的别墅也遭到了清洗。那栋别墅名叫“艾尔米塔什”，那里明目张胆地居住着一对犹太夫妇——夏洛特·萨洛蒙和新婚几个月的丈夫。纳粹分子深夜叩门，邻居们却谁也没听到动静。10月10日，一列名义上的货运列车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同日，年仅二十六岁的夏洛特·萨洛蒙和其余一群人便被实施了肉体清除，就在集中营门口。照理说，这样一位充满生命力的年轻女人，何况还会画画，通常是不至于被立即清除的。但夏洛特彼时已经怀有三个月身孕——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当了解到这些事实时，恐怖、震惊与扼腕叹息将我们攫住，如此强烈，左右了很多东西。多年来的惯性促使我们在萨洛蒙的作品中读取纯洁心灵的自白。任何牺牲者的故事都注定是象征性的，宛如指向共同命运与死亡的巨大箭头，比如曼德尔施塔姆。夏洛特·萨洛蒙的故事被塑造为典型，是政治文化条件与可怕而必然的规律相叠加的结果。而她试图反抗的正在于此，而且，我想，她自认为赢得了这场战斗。《人生？如戏？》并非这一胜利的证明，而是胜利本身，战场本身，是被攻克的堡垒以及769幅水粉画的宣言书。但尽管如此，它通常不被视为客体，而被视为材料，供人们酌情选用、随意删减；不被视为成就，而被视为证据，被引用于各种总结性文本；不被视为结果，而被视为未完成的承诺——简而言之，被视为一份人生记录。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解读更远离现实的了。

最近几年论述夏洛特的几乎所有文字，都在提醒我们提防一种明显的威胁，即将其作品视为牺牲品留下的死亡纪事。于世界末日前夕在蔚蓝海岸边用图画写下的德国轻歌剧，所讲述的并非屠犹。这需要读者为之付出专门的努力，即面对萨洛蒙的作品时，对于隧道尽头的奥斯维辛需要既铭记又忘却，既知晓又不知晓。就像《人生？如戏？》的画页上蒙上了一层写有文字的描图纸一样，我们可以透过描图纸隐约看见图画，但与此同时，可以在任何时候揭开这层过滤纸，直面纯粹的色彩。

1941年夏，夏洛特·萨洛蒙对自己的幸运感激涕零，自视为为数不多的逃离灾难之人。在她的文字中，除了最开始的“故事发生于1913—1940年的德国，后转至法国尼斯”，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时间标记：“在天与地之间，在公元后，新救赎元年。”诺亚及其儿子们完全有可能如此描述彼时彼地的自我感受。萨洛蒙也是如此看待自我及自我命运的。已知的世界终结了，连同一切她所爱或所恨之人，他们都死了，消失了，沦落天涯。而她仿佛是新土地上的第一人，蒙受了意外的、无法描述的恩情，被赐予了全新的、得到救赎的世界。“泡沫，梦境，我的梦境漂浮在蓝色海面。是什么让你一次次地从这样的疼痛和痛苦中塑造自己？是谁赋予你这种权利？梦啊，回答我，你为谁服务？你为何要拯救我？”

战争一结束，夏洛特的父亲和继母就来到威利弗朗斯-苏梅镇，寻找一切与女儿相关的痕迹，传言，证据。一个布包被交到了他们手中，洛特（家里人这样称呼她）曾对自己的友人说：“这里有我的整个生命。”无独有偶，米普·吉斯 [3] 也是这样向集中营幸存者奥托·弗兰克转交他的女儿安妮的日记的。更为奇特的是，这些事情彼此相隔如此之近，简直触手可及：夏洛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