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不公及其切割面

被拍卖时，里面足足有一打猎狗标本。还有其他更为激进的封存爱宠的方式：在加布里埃尔·迪安努兹欧 [1] 庄园至今展出着一件藏品，是用庄园主人的爱龟的铠甲制成的。这只乌龟生前被喂养得几乎爬不动路，每天在那座名为“意大利人的胜利”的庄园里懒洋洋地晒太阳，最后终于被撑死了。爱龟死后，主人将其肥硕的肉身刮除，将巨大的龟壳制成了一件精美的餐盘，用来装饰餐桌，向宾客们讲述爱龟生前的美好时光。

在技术再现的时代，死者的地位变得颇为尴尬，其存在变成了“任务”：既然无法期待新的见面，理应动用一切手段，将死者的遗物充分利用起来。这种想法曾经带动了殡葬纪念品的兴盛，诸如用死者的头发制成标有姓名的发环，与死者遗体的合影照片，照片上的死者看上去比生者更加精力充沛，因为拍摄此类照片耗时长久，活人往往忍不住做些小动作。在这类照片中往往无从分辨，在一群盛装者中间，谁是安详的往生者，谁是哀恸的在世者。 [2] 至20世纪中叶，遗体保管臻至顶峰，人们将政治领袖那音容宛在的遗体盛放在水晶棺中，陈列在巨大的城市广场上。

这股蔓延了两个世纪的潮流终于也席卷了我们。如今，死者学会了跟生者交谈：将已故者的书信、电话自动应答器上的录音、社交网络上的聊天记录打碎重组，上传到软件，便可用已故者的声音回答生者提出的任何问题。这类手机软件早在两年前就登录了App Store，借助它，你可以跟王子 [3] 这样的流行巨星对话，或者跟在车祸中英年早逝的罗曼·马祖连科 [4] 聊天。你问他：“你现在在哪儿？”他会回答：“我爱纽约。”对答如流，丝毫不会让人觉得诡异或尴尬。

新的载体技术改变了接受方式，无论故事、履历，还是文本（自己的或他者的）都不再被视为链条，即在时间中展开的因果相继的一系列事件。这一方面值得高兴：在技术时代任何人都不至于不留痕迹地故去，在广袤无垠的存储器空间所有人都能找到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旧的等级世界恰恰立足于选择性，即发声者并非所有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和选择的必要性一同消失的，还有对于好坏善恶的认识本身，剩下的是大杂烩，其中既有事实，也有被错当成事实的各种观点。

过去由单数变成了复数：各种不同版本同时存在，彼此间往往只有一两个交汇点。铁板的知识变成了蜡泥的，可以随意揉捏。记忆、恢复、记录的愿望，随随便便就与对所发生事件的一知半解结合起来。就像过家家一样，信息单元能以任何方式、任何顺序联系起来，其意义会随着引导方向的改变而改变。我的那些语言学家朋友们，德国的、美国的、俄罗斯的，都说他们的学生很擅长捕捉潜文本，分析隐秘内容，却不愿或者不会将文本作为整体进行阐述。原本天经地义的讲述历史的义务与需求，如今被弃如敝屣，被淹没于细节中，变成支离破碎的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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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30日，我永久地搬离了位于澡堂胡同的住宅。我在此居住了四十一年，连我自己都惊异于这个期限之久远：我的朋友们在此期间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国到另一国，唯独我一个人蜗居原地，遗老遗少似的固守着自己的庄园，守着那些外祖母和母亲居住过的房间，守着那扇如今已无风景的窗子——在那窗外，原本站着由外祖父亲手栽种的那种生长在敖德萨的、南方特有的钻天杨。在旷日持久的装修之后，被搬离的老物件们大概都已经熟悉了自己的新居所。但每天晚上一合眼，我眼前就会浮现出空荡荡的屋子，那些老物件就会在黑暗中纷纷归位，我身下的那张床会与从前的书桌重叠，书桌顶盖遮住我的头和肩膀，顶盖上方的书架上摆放着三只小瓷猴——“勿视”“勿听”和“勿言”，而在隔壁房间，厚重的橘黄色窗帘，盖着丝绸纱丽的落地灯，巨幅老照片，一个一个全都跑回来了。

但如今，所有这些东西都已不在，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房间变成了一排空盒子，只剩下一些纽扣和毛线球，凳子和沙发都被疏散到了亲友家里，最里间的屋凄惶地亮着一盏灯，房间的门全部敞开着，等待着新主人。等钥匙移交完毕，我最后望了一眼阳台上方的惨淡天空；从那以后，生活流动得比以往更快了。过去之书在自动书写着，而我则从一地到另一地，逐一点数着现存的回忆，就像儿歌里清点行李的那位太太：一幅画儿，一瓶酒，一个篮子，一条狗。就这样，我搭乘着驿站马车，辗转来到柏林，在那里，我的书停滞了，连同我自己。

我暂住的那个小区很漂亮，很古典，曾经很俄国，一直很文学。对面屋子里曾经住着纳博科夫，两年后又住进了与其情深意笃的妻子薇拉。正方形小院的拴马桩旁停放着十来辆左邻右舍的自行车。这里的一切都流露出某种耐久，同时又带有极强的象征性意味，须知，一直以来，这座城市本身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其空洞和缺失，而非在这些空旷中拔地而起的建筑。我乐意认为，我的那本关于记忆之不可能性之书，可以在他者的不可能性内部写就，就在这样一座城市，其自我历史变成了伤口，却又拒绝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