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不公及其切割面

名为“忘却”的粉红色疮痂。

柏林似乎已经丧失了营造舒适的能力，而居民对此表示尊重；这里那里，到处都是未完工的建筑，街道被红白相间的标示牌隔断，柏油路面被挖开，露出泥土的内里，风无所不至，打扫出新的旷地。住宅楼门前埋入地面的那些铜方块，上面的内容不言自明，根本无需驻足，去阅读上面的名字，计算那些犹太富人从自己的豪宅被带到奥斯维辛或者特莱西恩施塔特时的年纪。

在用“梅特拉赫”瓷砖砌成的喜庆房间里，促成我来这儿的诸多目的一样也没能达成。在大致安顿好寄居生活，摆放好书本和照片，办好图书阅览证之后，我很快便陷入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仿佛肚子里有齿轮在不停转动。我记不清自己每天都干了些什么，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几个房间串来串去，最后终于明白，我唯一进展顺利的就是位移。运动给予我宽宥，未完成的计划被走过的步数所排遣。我当时还有辆自行车，弧形车身，车头带有黄色车灯。这头上了年纪的荷兰野兽，跑起来呼哧气喘，似乎与空气的摩擦榨出了它最后的气力，刹车时发出尖利的呼哨。在我母亲生前喜爱的一部德国老派小说中，有一台老式奔驰，号称“公路幽灵”；当我骑着那辆自行车呼啸驶入幽暗的隧道时，有种类似的虚幻感：我穿梭于行人与车辆之间，不在他者或自我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仿佛我的身体变成了虚无缥缈的空气，从指缝间溜过。

我不由得想，对于这种无懈可击的隐身感，那些人会何等怀念：他们先是被1936年5月5日颁布的一道命令剥夺了拥有和使用自行车的权利，此后不久，连他们自身也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空气或者烟尘。根据后来追加的一道命令，这些人只能走在街道的阳面，严禁走进阴凉。他们还被禁止使用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似乎有人认为有必要时刻提醒他们，身体是他们所拥有的唯一财产，而双腿是他们唯一的出行工具。

在一个飘雨的十月傍晚，迎面走来的行人都将身体躬成不自然的角度，如同狂风中的小树。我拐到了夏洛特·萨洛蒙 [5] 曾经居住的街道，走到她的故居近前。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女画家几乎被我视为亲人，她在这栋房子里从出生一直居住到1939年，后为躲避纳粹迫害匆匆逃往法国。逃亡与救赎的悲惨故事——带有欺骗性结局，奇迹之后仍难逃一死——同样发生在了夏洛特身上。但这座柏林住宅对自己的姑娘还是呵护有加的，尽管她在带有方形窗格的漂亮窗户外面照样看得到反犹太的示威游行，但那些景象在当时任何一扇窗户外面都避无可避。在越下越紧的雨水下，房子里亮着一盏幽暗的灯——只在其中一个小房间里，而其余房间都黑着灯，因此，关于高高的天花板及其装饰图案，只能猜测，而无法鉴赏。在那本我只在小时候读过一遍的书里以及后来参观的画展上，都展示了那幅镶着镀金画框的萨洛蒙的名画：雪城，熟悉的街道拐角，温暖亮堂的窗子。眼前景致如此相仿，不禁令我神情恍惚，直到一辆出租马车突然蹿出，黑影般从眼前掠过。漆黑的阳台上突然有了动静，一支香烟头亮起火光，一团烟雾升腾而起，令我心头一阵莫名的发紧。

渐渐地，我也爱上了地铁，包括它那混合着白面包和橡胶味的气息，以及错综复杂的线路图。带有拱顶的车站玻璃大厅殷勤地向人们提供庇护，但在我看来总像是临时搭建的，难以信赖。然而，只要一下到车站的钢筋混凝土的肚子深处，我心里立刻就踏实了，终于可以喘口气，暂时地、彻底地躲进黑暗里了。月台上总是挤满了人，车厢里更是人满为患，有人推着自行车，有人背着一人多高的低音提琴，提琴装在酷似棺材的黑色套子里，还有人带着小狗，小狗安静得仿佛刚刚拍完遗照。这时我会觉得，一切都发生在早已剥落的过去，在触手可及的距离。

我在一家宾馆里住了好几天。这家宾馆想到了一个好点子来讨好房客。狭长的大厅里熊熊燃烧着一座壁炉，放射出肉眼可见的温暖。只有走到柜台近前，才会发现被眼睛欺骗了——火焰是投射在一块与墙壁等高的等离子屏幕上的，还搭配着劈柴燃烧的音效，营造出家一样的温馨。楼上房间里同样有这样的屏幕，只是尺寸稍小，火焰噼啪声在门口就能听到。一进房门，我便按照别人的设计，一屁股坐在绿松石色床罩上，目不转睛地凝望着火焰的大嘴。

临近午夜，我还是没能找到壁炉的开关按钮，却逐渐明白了宾馆主人想要随缘馈赠客人的小道理，就像那些花心思绣在或写在家用物品上的，诸如“上帝馈赠早起者”之类的格言警语。壁炉中只有一条劈柴，竖直站立，起初只有最底部被火苗舔舐，像是提前预备好的光环，即将到来的受难的先兆。随后，热焰升腾而起，仿佛触到了我的脸颊，火舌噼噼啪啪，攀到了屏幕顶沿，像是炸开了马蜂窝。渐渐地，炽热减弱，画面渐暗，终于，“轰隆”一声，劈柴碎裂为无数火炭，屏幕随即陷入一片漆黑。几秒钟以后，一根新生的劈柴呈现在眼前，似乎从未经历任何火劫。那是一段不断重播的录像，看得越久心里就越发毛，但我仍旧瞪大眼睛盯着屏幕，像是想要找到画面之间哪怕一丝一毫的细微差别。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