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不公及其切割面

很多年前，莫斯科一家医院里躺着女友的继父、一位数学家、前线老兵，一个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人。当时他已时日无多，顶多还剩下一个星期。一天早上，他请女友务必当晚再来一次，和她妈妈一起。很久很久以前，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事，令他毕生难忘，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不用说，他一定经历了某种不可随便提及的奇迹。而如今，他害怕自己来不及讲述，因此特地把亲人召集起来。可到了晚上，等人都到齐了，他已经没了说话的力气，翌日凌晨便昏迷不醒，几天后便溘然长逝，终究未能说出想要说的话。这件事——获知惊天秘密的希望与希望的落空——云团一样悬在我头顶多年，其意义总在不断变换。通常情况下，我会从中汲取最直白的教训，比如要及早说出一切想说的话；但有时我又觉得，在特定情形下，生活本身会主动走进屋子，关闭电灯，以免留下的人尴尬。

令人吃惊的是，前不久我问女友，你们终究没能搞清楚他到底想说什么，我总在琢磨，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战争年代吧？女友礼貌地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似乎不确定自己所听到的，却又不愿质疑我的真诚与郑重。随后她淡淡地说，从来没有过这档子事。你确定是我们家吗，你大概是记错了吧？

后来我们再没有提起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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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忆将过去和现在放在同一阵营时，通常是为了寻求公正。对于公正的渴求如同皮肤瘙痒，将任何尘埃落定的体系从内部撕裂，逼着要讨回公道，特别是当事关死者，而除了我们之外再无任何人能够捍卫他们时。

要知道，死亡其实是最基础性的不公，是世界构造对于个体最大限度的不尊重。死亡取消了个体与非在之间的界限，重新分配价值与评价，毫不征求死者同意，而且剥夺了其参与任何人类团体的权利，将死者的存在变成无主的。我们那颗不愿屈服于不公的心所孜孜以求的，是战胜死亡，消除这一基础性缺陷。千百年来，这一直是救赎的承诺，而且是不设门槛的面向芸芸众生的普遍复活，也是基督教教义所在。这一救赎需要借助于一个条件，即在某地，在我们身边，除我们之外，还有另一个智慧记忆，能将一切人与物，不管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都捏在手心里。对于安魂仪式的意义及其参与者的期望可以一言以蔽之——“愿他永远活在记忆中”，在此处，救赎与保管同义。

世俗社会将救赎从等式中剔除，结构立刻失去了平衡。少了救赎一级，保管就变成了类似仓库的东西——博物馆、图书馆、存储器。它们保证了象征性的、局限性的不死——无限延续的一天，永恒生命的唯一形式。一轮接一轮的技术革新促使超存储器成为可能，而在人类的语言中，“可能”就意味着“必需”。在古代，对人的纪念被移交到上帝之手，为纪念所付出的额外努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多余的。被长久纪念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死去和复生完全不需要这些，铭记所有人的任务被移交到了最高等级。

柏拉图在《斐德罗》中对于书面记忆的态度十分不屑：

记忆开始转向外部，付诸文字和符号，而非源自自我内心。这种手段其实不是记忆，而是提醒。你传授学生的乃是虚假的，而非真正的智慧。他们可能会道听途说很多东西，不必学习便可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但实际上还是不学无术，无法与之沟通。他们会变成伪智者。

至19世纪，随着技术革命的推进，记忆突然变成了民主实践，而存档变成了公众的大事。为亲属留下照片的需求变得愈发强烈。与身体分开的、按照他者指令发出的人声，起初引发了恐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喇叭留声机走进了千家万户，歌剧明星的声音传遍了全球各地。这些变化都是缓慢发生的，起初人们感觉，正在发生的事件意义明确，同样是古老的样本收集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只会刻录最重要的，比如歌星的演唱，比如沙皇的演说。后来又出现了电影，起初同样具有单纯的功能性意义，作为讲述历史的又一种方式。而如今，透过历史的经验回溯便可发现，引领通往整个进程顶点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家庭录像、自拍杆，每个人都有机会保存一切。传统意义上的不朽变成了把戏：我们每个人的彻底消失都被撒上一层荧光粉，伪装成继续存在。荧光粉——保存下来的瞬间、对白、照片越多，自我和他者的非在就越容易承受。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视觉和言语垃圾突然身价倍增，人们不再清扫它们，而是保存起来，以备后用。

照理说，为了成为文化矿层，我们生命中的物品和实践需要腐化、分解，一如人类的一切造物。吊诡的是，随着摄影摄像的出现，它们开始变得跟当今的垃圾一样，不再分解成泥土，而是累积起来，变成对未来完全无用之物。而一切不变之物都是不结果的，换言之，是注定灭绝的。

20世纪初的客厅曾以摆放形形色色的动物标本为时尚，挂在墙上的鹿头、野猪头，各种鸟类，这些动物标本腹内以锯末填充，外表看上去栩栩如生，而且远比活着时更加从容。据载，有些老妇人将一代又一代死去的猫狗制成标本，等那些带壁炉的老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