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曼德尔施塔姆塞巴尔德

署名的。

这些光学系统互不相容，也没有必要将其协调一致；但愤怒却不着痕迹地从费奥多西亚章节转向了全书的核心部分——关于过去的论述，整本书便是为它而写的。时间过去了，不睦却留下了。1931年，茨维塔耶娃在给女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曼德尔施塔姆的那部死产的散文——《时代的喧嚣》令我深恶痛绝，其中活着的只有‘物品’，但凡还有气在的，全是‘东西’。”

阅读《时代的喧嚣》时的困惑不解似乎已成公论，引发了不同气质的读者的共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说：“所有人都拒绝出版这本既无情节主线，又无阶级立场及社会意义的书。”而茨维塔耶娃则恰恰相反，只看到了阶级立场——一位俄国知识分子大张旗鼓的投诚与灭亡。她在那篇声讨文章中说，《时代的喧嚣》是“曼德尔施塔姆进奉给当局的贡品”。

此处自然还应该考虑到彼时苏联国界两侧的读者意识的激愤程度，对于这一点，今天已经理解得相当深刻了。无论诗歌还是散文，彼时都获得了第二个，甚至是首要的任务，即见证作者的政治选择，而这一选择随时可能因时局变幻而反复无常。在读者眼中，文本首先应该回答“作者是哪头的？”这一紧要问题，随后才能履行自己的寻常使命。具体到革命后一直颠沛流离的曼德尔施塔姆，这个问题被推迟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及至1924年，随着《时代的喧嚣》出版，终于无可回避了。

姐妹诗《1924年1月1日》和《不，我从来不是任何人的同代人》创作于从旧世界走向新世界的时代拐点，但是——请注意——已经是从另一侧了。车队的颠簸仍在继续，大车在午夜发出呐喊，运动远未结束，但已然无法回头，断了退路。随着转向的发生，与未来的协约已然缔结。对于曼德尔施塔姆而言，和很多人一样，被“自由的曙光”攫住带有毫不含混的陶醉，而写于“时代的喧嚣”之下的关于命运转折的新年诗歌，不仅仅是在告别过去，甚至是要将过去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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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过多久，所有人都开始回忆，仿佛眼看着零落成泥的过去必须立即记下，否则便会随风而逝。蓬头垢面、匆匆忙忙、酷似运送旧家具车队的20世纪20年代意外地变成了回忆录时代。在旧世界轰隆关闭的盖子之下，一切记忆和被取消之物都原封不动。帕斯捷尔纳克的《安全证书》或者安德烈·别雷的回忆录三部曲，对待19—20世纪之交莫大学子论战的态度已经如同考古学家对待发掘地，需要复活、解密这些资料，方可赋予其现代性。

《时代的喧嚣》是最早的同类作品之一，写于尚未完全枯干的1923年，但很快便被束之高阁，几乎整个世纪都类似于“好兵帅克”，与20世纪的回忆录文学大军格格不入，尽管起初看来和余者相差无几。普拉东诺夫 [3] 和卡夫卡的世纪，以朝向变化、集体乌托邦及对于新事物的世界迷恋的跨越作为起步，但很快就转而自视为回溯场域。早在现代主义日渐式微之时，记忆及其异母兄弟——文件——便被祭上神坛，大概是因为二者不断地向我们渗透：损失是可逆的，非终结的，即便是在一直更改事物秩序的世界里。

由普鲁斯特发起的话题，在纳博科夫的Speak, memory 中得到了延续，最后由塞巴尔德做了了结。在他们之间，是一页又一页的结缔组织，这些文本没有文学觊觎，将其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是同样先验性的信念：失去的一切均有其价值，必须重现——只是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

在厚薄不一的回忆录范本的衬托之下，曼德尔施塔姆的这部小书孑然独立，仿佛被其他建筑占满的街区中一所格格不入的小房子。《时代的喧嚣》对于潜在读者并不友好，这并非曼德尔施塔姆思维方式的神秘黑暗所致，至少，经过一个世纪的阅读已经明朗多了。在我看来，原因在于文本自身，在于作者对自己提出的任务。

这本奇特回忆录的目的在于，将逝去的时间钉入松木棺椁，再楔入一根山杨木橛子，防止阴魂作祟。难怪乎作者的同盟者会如此之少，因为既然如此，干吗还非要写出来不可呢。更何况，回忆的努力是为了达成某种明确任务，而曼德尔施塔姆对此也直言不讳。以下这段文字曾被无数研究者引用：

我的记忆敌视一切私己之物。假如取决于我，想起过去大概只会令我皱眉。我永远无法理解托尔斯泰、阿克萨科夫 [4] 等人的孙辈对家族档案以及平淡如水的家庭回忆的热衷。我再次重申：我的记忆不是友善的，而是敌对的，其任务不是再现过去，而是要将其推开。

对于一个恰恰打算追忆什么的人来说，这种声明未免令人吃惊；更何况他是在三十二岁，一个并非最适合抚今追昔的年纪，而且还是同代人中第一批、甚至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趁着往事余温尚在。与此同时，他所谈论的还是与身体过分亲密的东西——家庭世界及其声音与气味。它们很容易被折算为流通货币——茶，茶点以及明亮的忧伤。父亲母亲，书架，芬兰式达洽，小提琴音乐会，跟奶妈的散步，等等等等，完全可以作为《奥西普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