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曼德尔施塔姆塞巴尔德

“如此富有、和平、安宁、欢乐的莫斯科我还从未见过。就连我自己，也被它感染了一份安宁……”

1935年12月，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 [1] 从沃罗涅日来到莫斯科，为被流放的丈夫奔走呼告。在这个偌大的、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她感觉很好。这个城市如此喜悦、明亮，坚守着自己的真理，充当着地球的肚脐，单是靠近它便足以被感染一份“安宁”——这个词在同一句子中重复出现了两次，仿佛需要刻意强调似的。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在她寄给丈夫的书信中一眼就能被认出来，一如在皮缅诺夫 [2] 的欢快画卷上，或者布尔加科夫晚年的小说中；在那里，可笑而可怕的世界孜孜不倦地坚守着自己足值的幸福。白昼事物（裙子、工厂、花园）因黑夜事物的缺场而变得愈发平稳、坚固，而后者则被默认不该提及。她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如同冒着气泡的果汁汽水般的战栗，河面的微风，以及清晨的轻畅，那是今天的幸存者所专属的：

莫斯科河上空弥漫着邮票胶水的味道，

扩音器的喇叭口吹奏着舒伯特，

轻柔的空气比气球的青蛙皮肤更加轻柔。

不能不记住的是，我们是这些密如蚁群的欢庆者和消失者的直接结论，他们构成了统一的人群，统一的运动，统一的词汇储备。

20世纪30年代被时代渲染得如此之深，以至于画卷和文本越过作者擅自结拜——诞生的日期和地点于它们而言重于直接的亲缘。它们有着特别的难以言喻的公分母。这是一种突然回归的舒适感，生命布匹重新变得致密而持续，给予了权利微薄、记忆短暂者扎根于现实的虚假感受。它知道该拿什么作为承诺（“开春我们的住房面积就会扩大，哥哥的房间就归我了”）。生活变得欢乐了，1935年，公民们被官方允许庆祝新年，关于共同劳动和集体节日的公约被封印到了枞树的树脂中。

曼德尔施塔姆在沃罗涅日创作的、讲述人们如何在最高程度充满生机的新诗作，不仅仅是对于集体劳作的贡献，也并非学术报告般雄辩的证明——证明他和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的所有人一样，有能力与五年计划赛跑——而是比这走得更远。这些诗歌所觊觎的，不是不久前的过往，也不是具体可感的现实，而是要跑到前面去，用裁缝的剪刀铰下一大块未来，用尚不存在的全国声音说话。而它们也的确做到了。

这些诗歌，用曼德尔施塔姆本人的话说，具有首要的意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完全应该被运到莫斯科，作为人民经济的成就，与天然矿石和硕大的麦穗一道。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正是带着这一目的在那个遥远的冬季来到莫斯科的。夫妇二人都很清楚，只要文坛一见到这些诗歌，他们便能在不久的将来的玻璃太阳底下占据一席之地：“我所说的，将为每一位小学生所记诵。”

正是对于这些诗篇之迫切性的信心，促使他们急于求成，结果却加速了灾难的到来。

总体来说，我眼下对自己很满意，我做了并且正在做着一切可以做的。接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哪儿也不能去，什么也不能问，什么都不能做。（……）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意识到：不能行动，不能闹腾，不能翘尾巴。

一点没错，只能如此。

* * *

由此倒退十年，1926年，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造访伦敦。“我要去伦敦十天，这是我八年来（苏联四年，国外四年）第一次有了‘时间’。（我一个人去。）”

这来之不易的时间（原文中该单词所有字母全部大写以示强调）却以意外的、绝非旅行的方式度过了：接连几天，茨维塔耶娃伏案疾书，写下了一篇狂怒的、生前终究未能发表的文字。这篇文章题为《我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应》：伦敦的一位批评家朋友、曼德尔施塔姆散文的忠实粉丝给她看了前者于列宁格勒出版的《时代的喧嚣》，女诗人怒不可遏，大骂此书“卑鄙”。据我看，问题并不仅仅出在该书论述当代生活的最后三章（这些文字是由曼德尔施塔姆破例亲笔写下的——其散文通常为口授，他曾说过“我是全俄罗斯唯一一个用嘴写作的”），还牵涉到1919年白军统治之下的费奥多西亚市：茨维塔耶娃决然不肯接受曼德尔施塔姆在谈及二者的一位共同熟人——一位白军上校，亦即失败者——时的戏谑腔调。

茨维塔耶娃的气愤，应该说，太过私己了。在关于费奥多西亚的章节中所提及之事，直接关系到她的家庭与诗歌经营，她本人在讲述它们时所使用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腔调。她的丈夫所从事的白卫运动在她看来是纯洁的，是英雄主义的牺牲，而那里的旧相识们则是宫廷肖像画的原点，优雅生活的典范。曼德尔施塔姆在书写它们时所使用的浓缩与变形，在她看来并非文学手法，而是对无法自我捍卫者的挖苦。此间有很多东西，时隔一个世纪才能理解得更为透彻。比如，令茨维塔耶娃愤慨的戏谑称谓“保姆上校”，在曼德尔施塔姆的字典里其实充满了深刻的柔情——他在致妻子的书信中就是以“保姆”这个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