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戈德切恩伍德曼

塞巴尔德的《奥斯特利茨》里有一个长长的充公财物清单，占了一页多的篇幅。那些东西全是从布拉格被清除的犹太人家里抄走的。所有东西都被记录在案，甚至包括几罐草莓果酱。部分物品的去向可以查明，甚至保留了存放这些东西的仓库的照片。这些仓库看上去像是专门关押被俘物品的劳改营。里面有一张张长长的、大概是用于婚宴的桌子，上面堆满了失去主人的陶瓷器，还有一个个类似兵营通铺的木架子，上面拥挤着素昧平生的汤锅和平底锅，水壶和酱料壶，仿佛谁家的柜子被开膛破肚，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儿流了出来——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还有一些房间里满满当当地立着打磨光亮的柜子，有些柜子里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床床冰冷的被褥，老旧的枕套和被套。这在当时被当成了内部供应商店，特权公民可以来此免费选取生命被中断者的旧物。类似情形在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也曾有过——被打倒的资本家的皮草和家具变成了无产阶级胜利者的战利品。

在千疮百孔、颠沛流离、伤口尚未完全愈合的当代欧洲，保存完好的家庭档案少之又少。之前所谓的家庭陈设，即数十年间慢慢形成的家具器皿的统一体，那些由姨母辈或祖母辈传下来的，通常被蔑之为老古董的东西，都值得专门为之立传。特别是那些被迫逃亡者（不管是为了躲避谁），他们在临走前烧毁文件，毁掉照片，脱掉军官肩章、官员制服，移交文件，逃到最后，几乎已经剩不下任何东西可供记忆依附了。

接近并理解过去的尝试，类似于一种小学生习题——看图写话。又或者比这更难一些，根据给出的三四个点将整个图形补充完整：眼睛，尾巴，爪子。但更多的时候，连支点都无从选取，大部分从20世纪的庞大身躯之下仓皇出逃的人们都是如此，他们光顾着逃命，至于东西，只好是有什么拿什么了。

该怎么办，假如你的想象客体的全部遗物就只有可怜的一张明信片，五张偶然幸存的照片？每一件物品都变得更有分量，彼此间的联系——客观存在的或臆想的——几乎是自动浮现出来的。无意间发现的老物件看上去很窘迫，赤条条的，似乎再也无事可做。它们失去了曾经的主人和原有的功能，注定只能单纯地存在。就好像人一旦退休就会不知所措一样。我十岁那年去少先队夏令营时开列的衣物清单（白色T恤三件，蓝色短裤一条，船形军帽一顶）与17世纪时时处处热衷开列的财产清单并无本质性区别。似乎有了人的存在，能够被人注意或提及，这些物件就会减缓衰老，每一件都会显得鲜活可爱。在那份清单上，除了一身彩色男式布袍和一件旧的黑丝坎肩之外，还包括五件东印度公司生产的编织篮，一条绿色宽腰带，六件假发套，一根象牙柄手杖，一支土耳其烟斗。这些财物全部属于路德维克·凡·德·赫尔斯特 [1] ，这份清单是画家于1671年1月7日在阿姆斯特丹为搬家而开列的。清单很长，几乎无所不包，连画笔颜料也悉数在列。关于另一位画家埃多·克维特杰尔，人们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他去世于1694年12月10日。其唯一的遗物是于去世当天开列的一张财物清单，将那些还活着的东西一一点了名：

黑色旧礼帽三顶。

红色波兰皮帽一顶。

红色真皮腰带一条。

旧鞋两双。

银质婚戒一枚。

紫色便鞋一双。

* * *

拉斐尔·戈德切恩的书I am my family 于2008年在纽约出版，说是书，其实更像是摄影集，或者其摄影项目的纸质版。它还有一个副标题—photographic memoirs and fictions （摄影记忆与虚构）。这是关于记忆及其徒劳性的一部令人震撼的作品。戈德切恩于1953年出生于智利，其父亲和祖父均为战争幸存者。

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二战前夕，我们家族的大部分人纷纷从波兰移民到了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巴西、阿根廷或智利。还有些人在美国或加拿大开始了新生活。有些人离开波兰，原本打算赚到钱就回来帮助自己的族人，但战争的爆发使计划变成了泡影。二战爆发后仍留在欧洲的我的所有族人全部死于战乱。

这个摄影项目的缘起和所有的缘起一样：父亲给儿子讲了一个故事，后来一步步地深陷其中。起初戈德切恩对于家族历史并未在意，直到他自己也成为一名父亲。在他的家里从不谈论过去，对于往事讳莫如深，仿佛封印的漂流瓶尚未到开启的时候。这种情形屡见不鲜：“我们家不喜欢回忆这些事”“他一直保持缄默”“她不愿提起这些事”——孙辈和曾孙辈时常会这样说。戈德切恩在很多地方生活过：耶路撒冷、墨西哥、多伦多，直到不惑之年才生下第一个儿子，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差不多也到了祖父母辈在二战前夕的年纪，而自己关于他们却几乎一无所知。

总有一天，你零零碎碎知道的那些事情，会到了要被串成一条线的时候。往事如一团发面，只有在讲述的那一刻才会固定形状，与此同时减小体积。父亲或母亲给孩子讲述一个家庭故事，随后它便口口相传下去，